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知道周恩来的日本樱花的情结，特地请着名老艺人把樱花图案烧制在日本传统工艺品“七宝烧”（类似景泰蓝）彩绘挂盘上，赠送给邓颖超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回国后，邓颖超一直将其摆在西花 厅的会客室内。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至今，国家领导人出访维护友谊是常见的做法。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访问新西兰时，特地与贝特兰见面谈话。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贝特兰在抗战年间受毛泽东邀请来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报道，是和斯诺等人同时代的重要“外宣”力量。
在与贝特兰会面时，胡耀邦邀请他再到中国看一看。第二年，他果然再次访华，参加了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活动，与新中国领导人中的老朋友重新聚首。
如果有不住在中国的友人过重要的生日，那么一般还会有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或类似级别的领导人赴海外祝寿。国家领导人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名义赴日为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祝寿，还转交了邓颖超赠送的“寿”字盘。
外国老友参政议政
“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作‘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有一批在革命年代前来支援革命的留在了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改革开放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一平台上参政议政。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医生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他们的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陕北苏区需要医生和记者，于是两个美国人携手穿越封锁来到根据地。后来，这两个美国人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是马海德，记者则是斯诺。
作为曾经的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马海德创造过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上的一连串纪录。他让人们知道，原来美国人也可以加入工农红军，西方人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虽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但却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 1980年9月26日，马海德70寿辰时，他向老朋友们表示，要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奋斗终生。左起：印度朋友巴苏华、马海德、王炳南、路易·艾黎、吴桓兴。
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当选委员之后的马海德，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他们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和建设，并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成为中国公民。
于是，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事情的机会，马海德提出：
可否也让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
马海德没想到，他的话让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胡耀邦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他对中国的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解释清楚自己的口误后，马海德得到了胡耀邦肯定的答复：“没问题，你写一个名单，我来办。”之后，六届政协果然新增了十余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这批人普遍从官方获得了的称呼，还常常被称为“国际主义战士”，但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年间，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犹太人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八年左右的囚徒生活；在50年代末的极左时期，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提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大家感到，中国人民不再把他们当成特务、敌人，不只是容得下他们，而且欢迎他们，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同周幼马的这种判断，他同时认为，既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么的确不应少了这批特殊的代表性人物。革命年代，这些国际友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援力量；建设年代，他们大多在外文局、新华社、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工作，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但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不愿错过当年的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在连续六届的任期中，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着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自己解释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些建议几乎没有产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待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那么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为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十年前的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
也有杳无音信的。90年代初，武汉的一处建筑工地曾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事故，沙博理由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要求建筑公司出具保险单。政协收到建议后，将其转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说自己无权下达政府条例。之后，沙博里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了。“中国必须逐渐树立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观念，并学习如何实施这些权利的方法。”沙博理后来评论说。
1984年，也即国际友人成批进入政协的次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的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他们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在这四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
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作‘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沙博理（1915年-），生于美国，中国籍犹太人，作家、翻译家。图为1948年，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成婚。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这些调研让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但真实的景象往往有积极也有消极。在视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自己的所见感到震撼，他将这种震撼写在了回忆录中：“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
爱老曾在两会上提出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启用。
傅莱也认为：“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我原来不敢相信会出现的，比如腐败。”
“我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现在一些人意志不够 坚强，所以就堕落了。腐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将来是要很危险的；但我相信咱们国家能够最终制止腐败，因为我们已经战胜过很多困难。”傅莱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在政协工作中，爱老曾多次促请全国人大制定“合作社法”。他认为，尽管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在运输、销售等行业，合作社仍然很有用处，可以将中间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让农民增加收入。
当然，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可谓公共外交的先驱。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
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第一代老友
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在中国，只有很少人在去世时能被《人民日报》报道。
1988年10月3日，高鼻子医生马海德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走完了人生历程，这也标志着全国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20多年来，国家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相继离去。“每年春节的招待宴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爱泼斯坦曾经是很多年的首席。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在中国的战场上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们也敌不过时间。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们就开始了一轮轮的告别潮。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在中国，只有很少人在去世时能被《人民日报》报道。
当一些重要的朋友去世时，国家领导亦会发去唁电，而中央党报也毫不吝惜版面，大篇幅刊登去世消息、追悼会消息和纪念文章。之后，逢百年诞辰等纪念日，这些友人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每次出现，都不会略去这一已经固定化了的称呼。
马海德去世后，新华社播发了一千多字的消息，《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赵紫阳、邓小平、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乔石、姚依林、李锡铭、丁关根、薄一波、阎明复、周谷城、陈慕华、王汉斌、宋健、陈俊生、王任重、杨静仁、周培源、赵朴初等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献了花圈。”此外，王震、田纪云、李铁映、吴学谦、宋平、胡耀邦、秦基伟、宋任穷、芮杏文、温家宝、伍修权、刘澜涛、耿飚、姬鹏飞、黄华、程子华、习仲勋、彭冲、廖汉生、陈希同、方毅、康克清、吕正操等领导人也悉数参加了告别仪式。
根据马海德的遗愿，他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他的骨灰一部分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一部分撒在延河里，还有一部分由马海德的国外亲属带回美国家乡。
爱泼斯坦也获得了类似的待遇。2005年，他去世后，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王刚、顾秀莲、热地、华建敏、刘延东、郝建秀和黄华、丁关根、迟浩田、宋健、胡启立等领导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马海德和爱泼斯坦之所以能够获得哀荣备至的告别仪式，与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有关。
相比之下，另一些生活在国外、没有入中国籍、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虽然也有可能获得国家领导人发出的唁电，在规格和数量上要相差不少。比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1995年逝世时，发唁电致哀的中国领导人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人。卢嘉锡在唁电中说，李约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他对中国科学尤其是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伟大贡献。
用“巨大损失”来形容这批老友的离去，并不为过。在中共的党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上，这批在特殊时间来到中国的特殊人物，都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的一批人。
在老朋友们生前生命危急的时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伸出了援手。
比如印度的巴苏医生。本书第一部分中记录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印 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援助抗战的经历。回国后，他依然致力于印中友好事业。1985年，救治的双方发生了逆转，身患重病的他应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北京协和医院治病。
不过遗憾的是，中国方面的救治也没能将巴苏医生的生命延长很多。
1986年12月，他在印度病逝。根据巴苏医生生前留下的遗嘱，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印度，一半送来中国。而他的纪念碑，则树立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右侧正是同样在战争年代援华的柯棣华大夫的陵墓。
老友后代
依靠与老友后代们“叙旧”，既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这些老友的重视，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暖春”之策。
随着老朋友们陆续挥手作别人世，他们的后代便成为接受中国政府问候的对象。
2008年5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在此之前，中日两国十年之内都没有实现元首互访。当时，受东海油气田开发、“毒饺子”事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面临波折，因此，胡锦涛的这次访问也被外界赋予“暖春之旅”的称呼。
在这趟“暖春之旅”中，胡锦涛选择了与许多位曾经在“破冰”时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三代老友”的后代们见面。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外交策略，依靠与老友后代们“叙旧”，既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这些老友的重视，也是一种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暖春”之策。
胡锦涛抵达日本之后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就是会见西园寺公一、宇都宫德马、冈崎嘉平太和松村谦三等四位老友的后代，足见他对此项策略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