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可以看出，大字报的核心是要求不搞特殊化，若不考虑那些“文革”式的口号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其表达的思想本身并无不当之处。
1967年3月22日，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其中谈到了这张大字报：“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后来，“文革”期间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
的确，“过于天真”或许是“老朋友”们真正的问题。
阳早和寒春的大字报贴出后，毛泽东做了批示。四天之后，安娜·路易·斯特朗成了第一个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外国人——她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 一张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
说这些造反组织“胡来”，并不过分。一个事例是，在当时突击进行的《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翻译工作中，因为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产生了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这件事就被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白求恩-延安战斗队”为此特别召开了批判大会。
根据很多人后来的回忆，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做法，也同中国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位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的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评价说，那是一种“群体性精神变态”。
唯一幸运的是，这些一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造反派”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派系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
牢狱之灾
邓小平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邓小平说：“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
“文革”的特点之一是，在诡谲的形势变幻下，斗人者很可能一瞬间就变成了被斗者，没有人能够自保。而外国友人们的特殊身份又令他们很容易被怀疑、迫害。
1967年9月，在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了监狱。
在打击之下，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活动也渐趋停止。
不久，身为该组织主要成员的爱泼斯坦以及他的妻子邱茉莉遭到逮捕。
“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爱泼斯坦后来回忆说。
这番遭遇令爱泼斯坦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初期得不到任何外部信息的日子里，爱泼斯坦整天除了给墙壁上受潮的水迹起名字外，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
根据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他的思索结果是“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 身于革命的行列……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悔改’的逃兵的表现……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
这种信念让他逐渐乐观起来。从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在狱中的爱泼斯坦开始从窥视孔里欣赏洞孔里的秋天，将牙粉的包装纸当作艺术品放在墙上突出的位置，与壁虎、苍蝇建立起“短暂的友谊”……出狱后，他甚至为将他和妻子关押起来的人辩护：“邱茉莉认为一切精神折磨统统都是错误的。我则争辩说，这种做法用来对付无辜者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在有罪人身上，则可以迫使他们招供认罪——从而扞卫社会主义。”
和爱泼斯坦同一时期被投入监狱的外国友人不在少数。根据韩素音的回忆，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正在留学的巴黎赶回到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她“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实际是很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
那些侥幸没有被关起来的外国友人，日子过得也并不好受。斯特朗的一个侄孙希望从美国来探望她，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这个侄孙，也得不到答复。
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她拒绝进食和接受治疗，这或许是为了表示对之前不公遭遇的抗议。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对她作了耐心劝告，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这时，周恩来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次日斯特朗就告别了人世。
当时在华的外国友人们甚至连订阅《参考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68年，中共中央曾发了编号149的通知，切断外国专家的外文消息来源。
1970年12月3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还批评有关部 门，说他们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随便讲。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一文披露的数字：“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四百一十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十七人，被审查、批斗的八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
直到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他们才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彻底平反。
多年之后，邓小平曾经在爱泼斯坦的70大寿生日聚会上问爱泼斯坦：“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几年？”
爱泼斯坦答：“差不多有五年。”
“还不及我，我关了六年。”邓小平说。
飞翔的荷兰人
“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文革”中期的1971年，中国人民的“一代老友”之一、“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又来到了中国。
与这位纪录片导演同行的还有玛斯琳·罗丽丹，他的法国女友、合作伙伴。不久后，另一位电影大师、意大利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来到了中国。他们为“文革”期间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伊文思，并表示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的纪录片，名字就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接受了这个建议。向来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伊文思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重整旗鼓”：“不管怎么说，中国显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这部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时，中国在国外的声誉降至最低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混乱，除了使人困惑不解之外，还给稳重和有责任感的中国形象抹了黑，西方新闻界更是乱上添乱。”
很容易想见，两个外国人要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拍摄一部讲求客观、真实的纪录片，何其困难。
在伊文思的计划中，他要拍一部“中国人真实需要的自我诉说。”但到了中国，他首先就被带到大寨参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后来，他在新疆喀什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同样记述：“这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同样的尴尬也发生在安东尼奥尼身上——早在来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就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但到了中国之后，他能见到的仅仅是那些被可以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场面：整洁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安东尼奥尼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的摄制组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相比之下，伊文思要幸运些，他们在拍摄活动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后来，他还多次提出去西藏拍片的请求，但考虑到伊文思年事已高且患有哮喘病，中央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伊文思对他的翻译说：“去问问你们的中央，党中央他是要一个活着的不革命的伊文思，还是要一个死了的革命的伊文思？”
两位导演的作品上映后，他们在中国所遭遇的评价也截然不同。
针对安东尼奥尼完成的作品《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 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也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直到2004年11月25日，这部纪录片才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放映，具体的场合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
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则要幸运得多——这并不是因为伊文思是完全按照当时中国政府想要的方式来拍摄制作的。
实际上，当公映前在北京试映时，文化部的负责人就提出了许多修改要求：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伊文思并没有服从。后来他没有遭受批判，纯粹是因为这部电影更加“生逢其时”——它直到1976年春天才开始在国外上映，彼时，“四人帮”已经濒临倒台。
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和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自然是受政府之邀。
化，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某些开放的信号。当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访问的时候，美国人基辛格正在秘密进行美中之间的穿梭外交。
这一段重新对外开放的历史，将令又一批走上外交的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