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杨彦军忧心的是，他和秋萍年龄都不小了，如果近一两年结婚，结婚后住在哪里？买房子是不可能的事。“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都被开发商盖上房子，又高价卖给革命后代了。”他望着一栋栋新建成的天价商品房，只能不花钱发一些牢骚。租房子倒是可以，但俩人工资的一多半交给房东以后，家里“扩大内需”的资金也就所剩无几了，手里如果不存些钱，如果有了孩子或双方的父母有了病又该如何应付呢？这些现实问题，秋萍应该也考虑到了，两人只是心照不宣，现在都还不愿意去捅破阳光下那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而已。
杨彦军懂得，恋爱着的男女青年，在感情上的投入，女人比男人更谨慎，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就像织毛衣，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她才会用身心去温暖你。而男人对女人的感情，有时候就像穿毛衣，冷的时候知道重视它，不冷的时候容易忽视它；还有的时候又像拆毛衣，不经意间扯住了一个线头，一使劲，整件毛衣都不存在了。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要懂得自尊自重，也要懂得尊重女人、呵护女人，有时候要把她们捧在手上，更多的时候要把她们放在心上，不管是捧在手里或是放在心上，她们都会对你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以后的有些事情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杨彦军觉得，现在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除了做好本职，还要增长才干，成为部队早就提出的“军地两用人才”。而当务之急是去报个函授班：“蒋正平学畜牧兽医，我去学市场营销。”
不知不觉间公交车已经驶进市区，杨彦军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突然发现，坐在车上想心事的还不止是自己一个人。对面的女孩子面色凝重，怔怔地望着车外，但目光好像并没有聚焦在任何一点上，她显然也在沉思。女孩子皮肤白暂，但长相一般，脸上的十几粒雀斑众星捧月般的围绕在两只大眼睛周围。
杨彦军有点好奇，他一边猜想着女孩子的年龄和身份，一边用余光观察着她的表情，当他偷偷地把女孩子脸上的十三个雀斑数了两遍的时候，公交车就到了终点站。
杨彦军下了公交车，看看手表，准备坐地铁赶回机关吃中午饭，便急匆匆地走入地下通道。
临近中午，地下通道里的行人不是太多，一位莫扎特的同行拉大锯一样的紧着忙活，面前的小碗里才收到不足十枚硬币和几张毛票。一个散发商品房户型图的小伙子，把手里的“画饼”递到十个人的面前，至少有八个人拒绝接受。人们对房子感兴趣没钱买？或是有钱买对眼前推销的房子不感兴趣？小伙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把手里的一叠子广告发完，回去好找老板领一份工钱。
“解放军同志，请等一等！”
背后传来动听的年轻女人的声音。
杨彦军虽然穿着便装，但听见“解放军同志”这个称呼，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回头一看，是公交车上坐对面的女孩子与自己说话。
杨彦军警惕地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解放军？”
“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你有士兵证。”
杨彦军的公交乘车卡一直夹在士兵证里，肯定是自己上车刷卡时被她看到了。
“你喊我有什么事吗？”杨彦军问女孩子。
“是这样——”
女孩子对杨彦军说，她是从外地来北京的打工妹，与几个同乡女孩子租住的房子距离秋萍家租住房子的村庄不远。她的父亲现在是肺癌晚期，二十天前从老家来到北京医治，现在就住在位于城区边缘的部队医院。她由于最近请假太多，已经被老板辞退，不过，这件事她没有敢告诉父亲，怕他担心。她今天回暂住的地方取了些衣物，正准备赶回医院。
女孩子与杨彦军说话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脸上的温度很高，眼中的湿度很大。
杨彦军听着她讲话，脑子在快速地运转，猜测面前的这个女孩子是花言巧语的大骗子，还是实话实说的落难人。
女孩子看到杨彦军怀疑的目光，从背着的小包里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父亲住院的有关证明。
杨彦军看了女孩子递过来的身份证，知道她叫段晓玲，1987年6月出生。
杨彦军把身份证还给段晓玲，为难地说：“我身上现在只剩下几十块钱——
段晓玲涨红了脸，连忙摆手说：“我不是找您要钱，我打工攒下的钱为父亲看病用完之后，又找一起打工的姐妹借了一些，现在基本够用了。”
段晓玲还对杨彦军说，她的父亲已经是来日不多，老人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如果有可能的话——”段晓玲局促不安，欲言又止。
“你尽管讲，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事，一定尽力去办。”杨彦军看到段晓玲为难的样子，想到了也曾经在北京艰难打拼的秋萍，大方地对她说。
“我想请您跟我到医院去一趟！”段晓玲犹豫了一下说，“十多天前，我不忍心再看见父亲为我今后的生活担心的样子，就对他说我最近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这本来是一句安慰老人的谎话，他却当真了，这几天一定让我带着男朋友见他一面。我现在丢了工作，心情又不好，怎么可能会谈男朋友呢！为了让他老人家放心地到另一个世界与我早已去世的母亲见面，我不得已才向您提出这个荒唐的要求。”
段晓玲说着，眼中垂下泪来。
杨彦军最见不得女孩子流眼泪，他不安地看看周围，有些惊恐地说：“你不要这样，我、我——”
看着段晓玲企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两个念头在杨彦军的脑袋里快速地大战了十八个回合，最后还是“去”占了上风：“人不吃辣椒，心里不发烧，帮助别人干点好事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段晓玲看到杨彦军点了头，凄苦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红晕，她跟着杨彦军，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快步走进了地铁站。
段晓玲带着杨彦军在父亲的病床前只是呆了十来分钟，这是医生给他们规定的时间，医生不让他们与病人多说话。
段晓玲的父亲形如骷髅，气息微弱，他听到女儿的呼唤，似乎是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睁大眼睛，挣扎着想坐起来。段晓玲的一个本家侄女也在医院里与她一起照顾老人，女孩子对段晓玲说，段晓玲不在跟前的几个小时里，老人闭着眼睛，嘴里一直不停地呼喊着段晓玲的名字。段晓玲含着眼泪，让父亲躺好，把身后的杨彦军介绍给他，并说这就是自己刚交往不久的男朋友，老人看到杨彦军，眼角流出两行混浊的泪水，他欣慰地点点头，又无力地闭上了双眼。杨彦军看到一个垂危老人对女儿的眷恋之情，也非常感动，他没有了刚进病房时的不安和羞涩，伏在老人的身边，像是他女儿的男朋友，也像是他的女婿或者儿子，轻声地安慰着老人家。
医生把段晓玲叫到门外，看到跟着出来的杨彦军，问她：“他是你男朋友，以前没见过？”
段晓玲红着脸，把事情的经过对医生讲了。
医生姓卢，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听了段晓玲的话，动情地对杨彦军说：“有人说现在地球在变暖，人心在变凉。这句话让人听了感到悲哀，但却是事实，我在医院里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不良现象，也总会见到一些骨肉情深、病友相助的动人场面。你和小段互不相识，能来医院帮助她安慰病情危重的老父亲，是难能可贵的！”
杨彦军听了卢医生的话，嘴里说着客气话，心里却像年终总结时受到嘉奖一样高兴。
卢医生对段晓玲说，她的父亲生命垂危，最多只能坚持三五天，让她考虑安排后事。段晓玲尽管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听了卢医生的话，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你不要难过，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你，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会尽量帮助你。”杨彦军在一旁安慰段晓玲，“必要时，我和我的‘未婚妻’一块过来。”
杨彦军把与女朋友的关系升格为“未婚妻”，并且在说出这三个字时还加重了语气。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对一个陌生女孩子的帮助是无私的、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
段晓玲把杨彦军送下病房大楼时，千恩万谢，杨彦军不安地对她说：“你让我帮忙是对我的信任，这样反复地说感谢我的话，等于要收回了对我的信任，使我心里很不安，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你不必客气。”
杨彦军告别了段晓玲，才感到饿得心发慌，他准备到医院外边的大街上买点小吃，填饱肚子再回机关。
“杨彦军！”
杨彦军刚走到医院门口，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喊他。
杨彦军扭头一看，是蒋正平，便奇怪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应该是我问你！”
蒋正平说话的口气和表情都让人琢磨不透。
“我上午到了秋萍家里以后，和未来的岳父就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杨彦军嘻笑着说，“从秋萍家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一个朋友，我来这里是帮她办点事。”
蒋正平把杨彦军拉到一个僻静地方，厉声问他：“什么朋友？女朋友，而且是王秋萍之外的又一个女朋友吧！你帮她办什么事？看病，到妇科看病！”
“班长同志，请你不要胡乱猜疑，这是一所以治疗肿瘤为主的医院，哪来的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