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刚出山时，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因此，他处处碰壁。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与人相处就应该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因此，对他而言，真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但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检讨、反省自己的话语。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他以“师心”上奏，皇上要他力戒好为人师之心。当时，恰逢皇上疾病缠身，又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仅仅这样警告他。否则，于他而言，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身的处世方式，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忌非议
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过失与缺点，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不仅是一种缺乏修养的表现，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腾着永不止息的波浪，表面上看，大家一团和气、春光明媚，可在私下却勾心斗角、春光锁闭。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毅然决绝，吾意其戢影家园，足迹不履城市矣。此次一行，实不可解。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
第四，忌计较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曾国藩也十分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无论曾国藩的官位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也没有“珍玩之饰”。
除此之外，他还告诫子孙后代不要贪恋功名，早享大名乃不祥之兆，他提出“少年得志”为戒，他认为，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
曾纪泽得萌生后，曾国藩也很高兴，但是他命纪泽至二十四岁再行乡试。在《致诸弟弟》中，他写道：“泽儿现在本系萌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拟令照我之样，二十四岁始行乡试。若十九、二十即行乡试，无论中与不中，又有何味？”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
7.谦是为官之道、立身之本
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前，人道恶盈而好谦，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既能够使人得到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
谦虚礼让也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处世原则。古语有：“谦者，君子。”也即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从古自今，谦虚一直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品质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身处清末乱世之中，曾国藩在仅仅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曾国藩曾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
曾国藩经常告诫他人要以谦虚为本，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他这样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但是，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要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经常清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不仅在内部培植力量，还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谦”字，同时也是他的保家安身之道。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他曾这样告诫子侄：
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而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径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不要过分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结果适得其反。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伪”。而且如果谦虚只是一种形式，而不加强自身精神素质的培养，这种谦虚并非出自本心，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
谦虚是一种美德，也是保身持家的重要方法，更是自我修养的必备手段。但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谦虚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代和社会风气不同而不同。
8.待人以恕，宽和得众
宽于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以诚待人，可以以诚换诚、收服众心，成就一番大事业。
宽容和气是立德的根基，也是处世之道，更是修养之法。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他曾经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寥寥数语却是真知灼见。
要宽于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可以免灾，而尖刻待人则会招祸。
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人无完人，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也无人可以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也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可以说，在用人上，曾国藩高出诸葛亮一筹。诸葛亮无分巨细都要事必躬亲，使自己虽鞠躬尽瘁，却难顾周全，皆因他用人过于苛刻。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他极力提倡“待人以诚，待人以恕”。“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如果身处高位，却整天为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被小事所困扰，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要与人为善、宽于待人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
曾国藩认识到读书人常有两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实；二是责人而不责己。“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及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基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说，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不欲人以虚伪待我，自己就不能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权术待人。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曾国藩强调要做到立己达己，就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认为：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
因此，他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却可从中体现出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给他这样的论定：
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6年之久。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却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