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是不成问题的。
但胜保对曾国藩寸步不让，他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独霸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最终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当然，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绝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容忍湘军坐大。她自有对付曾国藩的妙法。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共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13.慎独可戒虚妄
人人都有独处的时候，独处时同样需要谨慎地思考、做事，不能无人督查而放纵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慎独。慎独能够时时反省自己，杜绝一些虚妄的想法，从而不会违背自己的做事原则，也不会犯下大错误。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要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恺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及处世风格。
王恺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即所谓纵横之术。
王恺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乱世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王恺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恺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恺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据王恺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说的是王恺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
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实为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备至，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恺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画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恺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几年过去了，王恺运再次拜望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恺运到来，极为高兴，只是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
但王恺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
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恺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恺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纵横之计不就，王恺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
直到晚年，王恺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
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恺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恺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
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
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恺运，垂老始悔的一幕。历史上多少委曲的憾事，就是这样令人感叹。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
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为人处世的思考：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在莫或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