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海明威、屠格涅夫、鲁迅、沈从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优秀的文学家，用他们格调高贵的文字将我们的人生变成了情调人生。这个情调人生是哪里来的？其中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文学艺术给我们的。情调改变了人性，使人性在质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情调大概是属于审美范畴，我愿意将情调看成一个美学概念。我们现在来谈谈美和美感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思想还有审美，作为完美的人性，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此时此刻，在当下的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形成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境，谁讲美感，谁就是矫情；谁讲崇高，谁就是虚伪。虚伪就像一把剑，高悬在你的头上，凡是一切愿意讲一点儿情调的人，讲一点儿雅兴的人，你都将被扣上虚伪的帽子。但我告诉大家，我还是要讲，好在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我愿意在这里强调我的观点，就是因为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的现象。我在说“粗鄙化”这个词的时候，我想你们大部分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中国文学有没有粗鄙化，这是一个假问题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有一次到我家去，他说，文轩，能不能以你所在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粗鄙化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来讨论一下粗鄙化的问题。粗鄙化是一个事实，许多人都已经感觉到，而且觉得粗鄙化这个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天瓢》固然与粗鄙化的文学相比，走的是另一极，但是我并不是有意为之，拿《天瓢》来对抗什么，《天瓢》的美学背景是我的一贯的守候，几十年就没有变化过。要说它与粗鄙化有什么冲突，我觉得它也就是客观上的一种效果。其实我不能苟同的不是粗鄙，而是粗鄙化。因为“粗鄙”也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状态，一个作家他有权利来写这种状态，有权利这样来处理现实。而且大家知道，一个即使高雅的人，他肯定也有粗鄙的一面。我有时候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我的讲话里边，也会出现一两句脏话，而且很难听，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过瘾，觉得生命像一团火，突然地一个火苗一跳，今天这个生命感就很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说，粗鄙也是一种状态，而且世界上有许多作家，他就是写粗鄙的一面，他也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现实。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反对“粗鄙化”，“化”是什么意思，“化”就是大面积的意思，就是差不多都折进去了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作家委身于粗鄙的写作。当一本杂志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都将雅致、雅兴、优雅彻底扫地出门，而只是一脉相承地粗鄙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和疑惑吗？我想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同学，你可能还记得，里边有一个经典场面，这就是安德烈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的国家被人占领了，他的未婚妻娜达莎被人勾引了，国家与爱情全部破碎了，万念俱灰，他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拯救了他？不是国家的概念，不是民族的概念，是什么？是俄罗斯的天空，俄罗斯的草原、森林和河流。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之大美”，是这个美使他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那么我就想问大家，是思想的力量大还是美的力量大，其实美是最具杀伤力的。
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在当下的中国，你不能谈美，你谈美你就矫情。全世界的作家都在谈美，但是中国的作家不能谈美，你不觉得这个语境、这个氛围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吗？我们把一对概念混淆了，就是“丑”和“脏”。我们说这个人很丑，不等于说这个人很脏，我们把这个概念混淆了。另外，我们把另外一对概念又混淆了，就是虚伪和假。虚伪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假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就像现在，本来坐到这个地方，热不热？太热了，最好是赤膊，我可以吗？不可以。这就是假。这个假是必要的。大家想一想，当人类把第一片树叶第一次遮在他羞处的时候，假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就是从假开始的。而人类以后走向更高的文明，假永远是必要的。
在西方社会，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学艺术，其主流部分是高雅的，代表西方主流艺术的，是维也纳的音乐会。这就是它的主流，它的精神标尺，它倒下来了吗？根本不曾有一时倒下来。大家再去看奥斯卡金像奖，看奥斯卡金像奖给了哪些电影？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传》《克莱默夫妇》。为什么要给予这些电影？你看了这些电影里边有什么元素，那些元素都是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里边的基本元素：悲悯情怀、审美、英雄主义、崇高。这就是西方的主流艺术。当我们仰望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世界就是以反映粗鄙化为写作的指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是以雅兴为基调的，《诗经》《楚辞》——楚辞是非常浪漫而华丽的——然后唐诗、宋词、元曲，再到《红楼梦》。这一脉洪流都是流淌在雅兴的河床上的，潮起潮落，就没有离开过雅兴。离开过了吗？没有。中国古代文论有许多理论，比如说“性情说”“意境说”“性灵说”等，都说的是一个雅兴。与西方相比，我们误读了西方，与传统相比，我们背弃了传统。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悲悯情怀。我觉得这个也是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之一。悲悯情怀，或者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一个基本的属性之一，它才被我们称为文学的。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不能离开的意识形态的。对于文学来讲，这不是一个其他的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悲悯情怀就是一个艺术问题。我对现代派一向深表好感，因为是他们看到了古典形态之下的文学的一些种种限制甚至种种浅薄之处。现代派决心要结束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时代，我觉得它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大大地扩展了文学的主题领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帮助我们获得了更深的思想深度。我们从一般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人类问题，走向了较为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开始通过文学来观看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个基本状态的发现，是由现代形态的文学来帮助我们完成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形态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已经不能再庇护我们，已经不能再慰藉我们，也已经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木讷的、冷漠的、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的、肮脏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所有的是一种地老天荒的凄清与情感的枯竭。我在上面说到，古典形态的文学，始终把自己交给一个核心单词：感动。古典形态的文学作了数百年、上千年的文章，作的是什么文章？作的就是感动的文章。当简·爱重新回到双目失明已经一无所有的罗切斯特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是悲悯。当祥林嫂拄着拐棍沿街乞讨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悲悯。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是想过多地去责怪现代形态的文学。你要承认，他的动机是人道的、是善的，它确实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样，是揭露这个使人变得冷漠，变得无情，变得冷酷的社会与时代的，但是它的阅读效果是失败的。我再来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是觉得这个世界更可爱了，或者说觉得生命更有意义了，或者说对生活更有勇气了，还是另外的效果？我真的不敢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代化进程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过程，人类今天拥有的，由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中情感的弱化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例。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文学有责任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做一点挽救性的工作，况且文学在天性中就具有这一个特长。它何乐而不为呢？
再谈谈现代文学中粗鄙化的现象，我觉得中国文学的粗鄙化的现象，受众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的身上。因为受众的目前的欣赏水平，其实是因我们作家的作品所导致的。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培养了当下中国人的一种阅读的趣味，这个趣味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用我的话说，打一个比方，看惯了写拉屎撒尿的作品之后，现在你把他领到了一片花地里边，他已经觉得不适应了，然后他会说你矫情，如果郁达夫活到今天，徐志摩活到今天，就用他们当年的语调，用他们当年的情感方式，用他们当年的格调来表达生活，他们得到的评价肯定是矫情。我告诉大家，新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面，光写上厕所的，我一口气能说出十几篇来。我对我的一个学生讲，我说你写一篇论文，这个论文题目叫“新时期小说中的厕所意象”，我不知道这个趣味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就是这种需要，还是因为我们生产了大量的这种作品？然后养成了读者这样一个阅读习惯，而且这个习惯现在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你来一篇高雅的东西，他会说你矫情。我觉得一个是受众的心理，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因，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作家身上。这个作家里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我。
而关于有人问到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是否有一个雅与俗的周期性变化的问题，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周期性。因为从世界文学的范畴来讲，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然后我从中国的文学史来看，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周期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这么解释的，就是说中国文学目前的这个粗鄙化现象的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两个字：报应。我不知道大家赞同不赞同我的看法，是“报应”。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并不怎么美好的时代，但是我们还非要去赞美它。这是非常非常虚假的，这是真正的虚伪。
事情发展到今天，许多中国作家其实包括我在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逆反的心理，就是要把那样一个局面彻底地打碎。打碎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全然粗鄙的东西。所以对粗鄙化这个现象，我们可能要这么来说，就是说，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以为已经到时候了，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呼唤另外一种东西出现，这就是雅文学，那些具有雅兴的东西的出现，我想这么来看待，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