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缺乏主体税种，单个地方税种的收入规模和其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较小，导致地方自己的财源小而且很不稳定，对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土地财政和负债依赖程度较高。下面这则新闻可以对此予以佐证：
北京市“精心计划”上半年GDP增速倒数第一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北京上半年GDP增8%，低于平均增速，成了全国倒数第一。但是这次垫底是北京市主动占位，精心计划的结果。
为了这个倒数第一，北京市加大调控房地产行业力度，搬走了首钢，限制了汽车购买，北京为何“舍得”？为了什么？
8%，这是北京上半年GDP的增长速度。这数字低于往年同期，也低于全国GDP增速1.6个百分点。从1991年开始，北京的GDP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何以今年上半年会低于9%？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说，这是北京市着眼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主动选择。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征，是北京市主动实施了加大调控的力度，主动舍弃了一些曾经的经济增长支柱。
房地产，多年来占据着北京市投资的半壁江山，相关税收占地方财政20%左右，但为了落实国家调控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北京市采取了国内最严格的调控措施；，汽车，作为全市消费的最大支柱，贡献率曾达到60%以上，但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北京推行了限购政策；首钢，这面首都工业发展史上的旗帜，曾是全市重工业最为重要的引擎，但为了缓解资源环境矛盾，促进产业升级，北京实施了首钢搬迁调整，主流程全面停产。这些，都是北京市在城市综合发展进程中的“舍”，舍掉了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百姓居住条件改善，以及市民出行效率提升不相适应的经济的盲目增长点。
房地产去支柱化就会引起GDP增速减慢，北京一城一时显然是可以的，但如果全国都是如此，那么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显然是接受不了的。根据人保部研究的结果来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体带动80万~100万人的就业。而房地产产业能够带动的相关产业链很长，这对于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见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事实上都需要房地产业、都依赖于房地产。
土地制度改革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许成钢教授指出，“土地问题源于分权式威权制，源于宪法不保护民众的土地所有权。”而这种分权式威权的源头又在于哪里呢？许教授认为这种体制的根源还在于中国古老的、世界独一无二的、由农耕文明所孕育而历时2000年的皇权帝制。这种体制在“文革”后绝大多数人们要求推进市场改革的时候，也曾有效地调动了各级政府推进市场改革的积极性。但“尽管其自身也朝着适应市场化方向有一些进步，其基本特点却从未有过变化。当中国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超出了GDP范围的时候，这个体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房地产业去支柱化倒逼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之所以被支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这也决定了，政府对于土地征收和转让享用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赋予了它这种权利——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也就为土地财政奠定了法律基础。
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社会创新，乃至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所以土地问题在未来将直接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
但我们更倾向或者乐观地认为，随着房地产业的去支柱化政策的实施，土地财政这一制约要素被解除，将为土地制度改革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
随着土地制度改革，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如下几种积极趋势。
国内市场的扩大
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平权化，会明显地加剧小生产者破产——去农民化的可能。但所谓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诚如陈志武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
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以建立国内市场转型。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或许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在于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
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实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了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缺陷就在于——小土地所有制实质上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大规模的畜牧业，排斥科学的日益广泛采用。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分散化，人力大量消耗。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
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论调，固执地认为，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化，不仅会让整个社会为之动荡，更可怕的是，如此也会让整个并不太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农民的失地破产而进一步萎缩。
对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显然忘记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即：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这样论述道“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列宁的认同，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
农村不会萎缩只会更繁荣
土地的制度改革也不会导致农村的萎缩，事实上它只会促进农业的繁荣和发展。美国是地多人少，人均拥有大面积的土地。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是人多地少。对于这点土地，农民会为此而投入几百万去搞现代化吗？显然不会。同样，对于那些城市里有着大量闲置资金的人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那土地的产权不明晰不确权，政府要征就征，想收就收，投资没有保证。而如果一旦土地制度改革了，也就是说土地一旦确定权力义务，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变。首先由于有了相对确定的预期，农民自然会比先时更肯投入，因为即使他的土地被人买走，他的投入也会体现到销售价格上的。同样，那些城里的、有着大量闲置资金或投资渠道有钱的人，也敢于投资了，因为至少他能够确定那一亩三分地是谁的。
此外，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一部分有本事、有能力的农民将会卖掉自己的土地，拿着这笔钱作为创业资金，跑到城市里去创业。土地可以集中到某些种粮大户那里。当种粮大户手头的土地集中到一定程度，他会在这些土地上做大量投入。随着他手中的筹码增多，他也就有了引入城里的大资金的条件了。
或许是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局面，那就是以土地入股而组成农业合作公司。张家3亩地、韩家2亩地、向家6亩地……一个村的人将这土地评估作价，然后根据这个价来组成一家农业公司。在公司内部，根据各自的能力、兴趣及公司的要求予以分工，有管理能力的做经理，有市场拓展能力的做市场，有技术能力的搞技术，而对农业生产已没兴趣的也可只做股东，继续在城市里发展。如果这公司的人有远见也务实，这时还可以向城里的闲置资金定向增发搞增资扩股。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将城里的资金、管理、技术和市场都引回来了。
随着农村组织的创新和城里的资金、管理、技术及市场的配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农村不仅不会因为土地制度改革而萎缩，反倒会因为小农意识的破产、现代农业的引入、公司组织的出现、竞争的加剧而为之繁荣。农业产业化的必然又将形成这样的结果：更多的非农人才的回流，包括资金在内的更多的资源要素被投入到农业上。我们的农业只会越来越现代化，农村只会越来越繁荣，我们的粮食安全也将得到更多的保证。
对流中国
我们当前的体系是一个完全遵循行政等级的产物。行政级别越高，相应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个人是如此，机构是如此，连区域也是如此，面对公众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也是如此。也正是这种制度分割，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资源分配的差距，而资源分配的差距也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这种制度的分割，更造成了社会流向的扭曲。
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医疗资源、更好的信息资源、更好的资金资源……就必然要朝着行政级别的高层移动。这样就造成了包括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向上流动。更重要的是，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它只遵循行政等级，然后按照这个等级由下而上地流动。处于最上端的城市，本来就具有更多的资源，而这种流动则更进一步地将资源向其集中。人们一般不会选择回流，结果是县乡村彻底的空心化。
但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这种情况将得到明显地改善。首先一线城市的居民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向下一级城市或其所在城市的周边农村移动，以此来减少生活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