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也是在对人性及经济行为进行深入了解后提出的。只要不改变多劳多得的大格局，人们就会勤奋，这是自然的。北欧国家虽然福利制度非常健全，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局面。计划经济存在着偷懒的现象，是因为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福利社会之所以被怀疑存在养懒人，也是因为在个别领域违背了多劳多得的情况。
大同社会是一种社会理想，至于这种社会该如何实现，中国的古籍中也没有给出答案，当然古人也不可能给出答案。至于我主张的社会模式实现后，能否达到大同社会的效果，我这里也不能保证。总之，我们是在改进现有社会模式，使之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社会。
《财智领袖》：在您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数据，为什么？
高连奎：统计数据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做前沿性的研究一般都不需要数据，而是需要理论的突破，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一般都是先有理论的突破，慢慢才会有相关的数据体系，这是经济学发展的正常现象。现实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能进入统计系统的数据太少了。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数据做研究的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靠谱的，甚至是荒谬错误的，真正的研究必须走进社会，研究现实，真正伟大的理论创新都是这样实现的。
《财智领袖》：现实与梦想是有很远距离的，您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假如从今天开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高连奎：如果我的主张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不涉及个人利益的分配。最快也要5年以上的时间，因为这需要一个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反反复复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只要我的理论主张对改善社会现实有益处，我相信会被社会大众及国家接受。
《财智领袖》：您是否满意自己现有的这个社会构想，为什么？
高连奎：我提出这样的社会构想，也是在经过广泛的比较基础上提出的，至少它比现在的各种社会模式要好，我们中国现在选择的是美国模式，虽然很多人为没有选择北欧洲模式而遗憾，但是这也为我们建设我所提倡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提供了方便。我认为我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能保障民众减轻生活压力和获得幸福的同时，还避免了福利社会最常见的三大问题，即寻租问题、高所得税问题以及养懒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满意的。
中国人是否幸福也是检验改革的标准之一
8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80后生活得是否幸福也是验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娱乐圈代表的是80后的形象，文化圈代表的是80后的态度，职场代表的是80后的奋斗，学术界代表的是80后的思想，这四个领域的人合起来才就是完整的80后。
如果你关注中国经济，也许你没有听说过高连奎这个名字，但你一定要知道翰啸，否则你在财经方面：OUT！《80后之窗》旗下“80后访谈”第3期-走近80后财经学者高连奎。
《80后之窗》记者念然（以下简称记者）：高先生，您好，很感谢您接受这一次访谈。下面先请介绍一下您自己。让80后之窗网的会员和更多的网友进一步了解您。
高连奎：大家好，我叫高连奎，发文章时我一般用“翰啸”这个笔名。我主要兴趣就是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问题。现担任睿库社科研究院研究员和讯网特邀财经评论员等职务。同时，在中国改革网、21世纪网、草根智库网等也有我的专栏，欢迎大家关注。
20世纪70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21世纪前十年我们又模仿美国，但偶像相继倒下，今后10年我们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希望朋友们多关注中国问题。
记者：高先生，您学的是工科，又对西方的政治学及经济学思想感兴趣，这对于您分析中国的形势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高连奎：这使我看中国问题时的视野更广阔，思想也更系统、完整。毕竟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将中国问题分析清楚就必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我在书中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经济败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商业灾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寻找出路，又用经济学的方法破解中国民生难题，都是我对以上各科知识的运用。
记者：可谓环环相扣，十分缜密的思想啊。您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会不会怕像傅立叶、欧文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最终走向失败？
高连奎：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及理论的完善，因此不能说空想社会主义失败了，而是被继承、被发展了。现在我们中国也一直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目前也有一大批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如睿库社科研究院就是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出路的智库，我也是他们的特邀研究员之一。
我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实行起来比空想社会主义肯定要容易得多。因为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并不要求对现有的社会所有制关系进行改变。而只是在经济政策领域做一些技术性的改动，他的实现比北欧福利社会模式的实现还要容易。
记者：相信所有人都在期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让更多经济不宽裕的朋友有了翻身的机会。那么香港、澳门的繁荣，您觉得会不会和它所执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关？
高连奎：我认为不能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只有在政治上彻底实行政党分赃制度，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才能算作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香港、澳门以及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经济体在社会制度上根本不算是资本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在回归前政治上接受的是殖民统治，总督是宗主国派遣来的。亚洲四小龙在崛起时期，政治上是威权政体，也不能算做资本主义。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台湾、韩国在实行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后，经济反而不如以前了。中国台湾已经从亚洲四小龙的龙首变成了龙尾。
记者：看来它们的繁荣是另有原因可寻的。您觉得中国的经济停滞的问题是出在哪一个环节？
高连奎：首先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停滞，只是现在发展势头没有以前那么迅猛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我将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问题是中国早期发展过程中不科学、利近害远的政策导致的积弊，如中国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导致出现了“新三座大山”，中国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导致中国高科技发展不足，中国过度利用外资导致中国产业被外资控制，进而成为自主创新的障碍；第二类是中国与全世界都要共同面临的，如信息革命导致投机便利化，因此危害了宏观经济的运行，如炒房问题，炒作农产品问题等，这些都造成大量社会财富的非正常转移，进而成为贫富分化的根源；第三类是中国发展阶段必须面临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是暗礁，都急需解决。
记者：看来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还不少啊！记得小时候吃腻了青菜，现在价格却快赶上猪肉了，蔬菜价格疯涨的主导是富人群么？
高连奎：蔬菜价格上升短期内可能是由于投机炒作，但从长期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劳动生产率问题。产品价格取决于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是由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当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必然会出现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产品价格上升，高劳动生产率部门的产品价格下降的状况。猪肉可以实现工厂化生产，而蔬菜则很难。在西方国家蔬菜也比肉贵，这是个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也必将在中国出现。这些问题可以用我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解决。
记者：我们期待着买蔬菜吃不是一种负担的那一天，呵呵。您认为中国需要学术革命，那么现在的应试教育是否会扼杀一些天才呢？
高连奎：中国的学术革命，我不认为不光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如教育的行政化也是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直处于追赶阶段，不利于创新。一般都是走在前面的人负责找路，后面的人只要跟着走就行了。但是现在全世界处于一个新阶段，大家都不知道该往前该怎么走，找路的人也开始迷路了，这时候就需要后面的人也出来找路。这正是中国进行创新的机会，中国一定要抓住。
记者：我相信，如果抓住这次机会，不怕跌倒，我们中国就可以领导整个世界！中国人创造了许多东西，也总爱拿上下五千年说事，但为什么把那些创造发挥到极致的很少是中国人？
高连奎：这个问题也不能这样看。如中国发明火药，却没有发明枪，明代的火铳只是枪的雏形。西欧当时的状况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差不多，天天打仗，因此存在雇佣军制度。欧洲的雇佣军发明了枪，而枪的发明加上新航路的开辟又将人类征服领域顿时扩大了很多。中国明朝郑和出访，当时没有枪，如果有枪的话，中国也许也会有很多殖民地。西方发明枪并非说明他们先进，反而是因为社会制度落后，天天打仗，火药与枪的关系只是一个例子。被中国发展到极致的也很多，佛教诞生于印度但在中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也在中国发扬光大。这些都要综合地看。
记者：也许整个世界的合作才能够一同发展到最好，少一些无所谓的诸如战争的动作吧。现在许多人把传统文化当成一种累赘，为了过节而过节，但日本人却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呢？
高连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分类三大类。第一类是工艺类，如古建筑、特色工艺品等；第二类属于文化，如汉字、文学作品、风俗习惯等；第三类属于学术理论，如诸子百家都属于学术派别，都可以与现在的学科门类对应起来。
对于工艺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对于文化的东西我们需要继承与发展，对于学术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作为现代研究的参考。总之，传统是一个宝藏，我们不能轻易丢弃，也不能盲目地夸大其对当今的作用，因为社会发展必定是后胜于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