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产阶级社会为何始兴后衰？
我们将现在世界的民生模式分为两大类。以美国为代表的低税收、低福利、低物价模式为第一类；以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物价模式为第二类；其他国家基本上处于这两种模式之间，如日本、西欧等国。
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欧诸国、美国、西欧诸国这些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为了对付滞胀，以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为代表掀起了一股私有化和减税风潮；而北欧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加大了社会保障。经过20年的实践表明，北欧模式是成功的，而英美模式是失败的。其他国家基本在这两种模式间摇摆不定，如中国有人呼吁加强社会保障，有人主张减税，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中产阶级社会，80年代后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现在他们也不敢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中产阶级社会；我们的近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产阶级社会开始解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学家将日本现在的社会称为“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塌陷的社会；在新兴的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新加坡300多万本地人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而其他经济体虽然有中产人士存在，但一直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社会”，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这怎么能算是中产阶级。
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年也曾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苗头，当时的“白领热”、“小资热”就是体现，但是随着2003年之后高房价时代来临，中国刚刚出现的那点中产阶级苗头被无情扼杀掉了。
在中国学者和民众眼里，中产阶级社会都是一样的，或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笔者将其归纳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四种模式。美国和西欧的减税政策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的消失导致了中产阶级社会崩溃，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中国阶级社会模式只有北欧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在中国鼓吹中产阶级社会的人不少，但真正懂中产阶级社会的人则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西方欧美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更不知道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是如何崩溃的。
不仅中国学者对中产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甚至全世界对中产阶级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主要表现为中产阶级社会应该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为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而世界上几乎没有经济学家研究中产阶级社会，研究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上是社会学家。社会学家研究中产阶级社会只是突出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如果要想让社会学家弄懂中产阶级社会那是奢望，因为那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知识氛围。
世界一般对中产阶级社会存在着两个定义，一是从职业的角度进行定义，二是从收入的角度进行定义。这样的定义与现实情况的差异性都非常的大，即使你从事了相应的职业或是进入了相应的收入门槛，你也不一定拥有中产阶级的感觉。因此对于中产阶级的统计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按收入进行统计，一种按中产阶级认同进行统计。显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如何才能建成中产阶级社会
笔者在研究世界四大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时，发现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问题是个非常现实的利益分配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出现中产阶级，这是个本质问题。首先，中产阶级社会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其次，中产阶级社会都产生于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环境里，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当然这两点也是相互联系的，中国目前要想建成中产阶级社会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
因此中国要想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保证中等收入人群占到大多数；另一方面要让中产阶级有自我认同感。对于前面一个问题，必须从缩小贫富差距入手，也就是在上一章所阐述的内容；如果要做到后一点即让民众获得中产阶级认同感，那就必须让民众过上有保障，没有生存压力的生活。
中产阶级社会之美国模式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成也税收，败也税收。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诞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罗斯福主要是通过征税建立起中产阶级社会，如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通过大幅征税，资本与劳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税后收入分配却发生了剧变。
在20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很高。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美国的两次减税风潮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增大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美国的减税风潮，一次是里根执政时期，一次是布什执政时期。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将士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人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减税的同时，欧洲国家也掀起了减税风潮。德国在1999年颁布全面减税方案，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都有大幅度降低。法国以税率高而闻名，但在2000年减税800亿法郎的基础上又宣布从2001至2003年再减税1200亿法郎，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外，还要降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2000年10月18日，加拿大宣布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减税总额近1000亿加元，减税内容包括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生计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除以上国家外，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瑞典、俄罗斯、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减税措施。
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障措施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实行保险型社会保障，而不是社会福利型。保险型社会保障是你买就有，不买就没有；而福利型则是全民普惠性质的，中国现在实行的也是美国模式。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日本模式
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但总共1.26亿人口的日本却号称“一亿总中流”，这是因为日本的企业都遵循一种日本传统的“会社主义”，日本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那种“劳工阶级”，“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的企业制度促进了工薪阶层的平等，因此日本贫富分化不明显，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在日本，大企业一般都实行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指求职者，一经企业正式录用直到退休始终在同一企业工作，企业主一般不解雇员工。在日本的法律中根本没有“终身雇佣”的规定，但终身雇佣制却成为日本企业雇工的惯例。
终身雇佣制的衰落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股市大量缩水，企业破产、劳工失业、银行坏账等问题不断出现，经济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绝大多数产业出现大面积亏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让终身雇佣制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裁员降低成本，2001年日本富士通、日立、东芝等知名大企业相继宣布大裁员。后来裁员范围不断扩大，从汽车、电机、钢铁等制造业，到流通、金融、运输等行业，几乎都以万人单位进行裁员。另外，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为生存，在招工时便倾向于多雇临时工，少招甚至不招正式职员。日本劳动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591家企业中，只有9.5%的企业表示坚持“终身雇佣制”，而38.3%的企业表示“终身雇佣制”已经不需要。
拥有全职、稳定工作的工人，不断被低薪的非正式工人取代，许多工人被迫接受非法的超时工作，还拿不到加班费。公营企业被私有化，健保、教育、退休年金的预算都被大幅删减。近年来对于日本工作人口而言，财富分配已变得愈来愈不平等。非正规劳工占全体受雇者的比率从10多年前的19％，上升到超过30％。兼职劳工的平均薪资仅有全职劳工的40％，只有极少数的非正规工人变成正规工人。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不均衡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出现这种“沉没”的感觉。
近年，东京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经济地位定义为“中产阶级以下”，日本国民越来越意识到“不均衡社会”的存在。日本曾经被视为社会最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而现在，这样的形象已经完全消失了。例如丰田等大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超高利润，然而工人的薪资却不断下降。
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模式在世界中产阶级社会四大模式中，是最特殊的，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社会模式的形成中都有着国家的身影，都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形成的，而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是自发形成的，但这也为日本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因此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呈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新加坡模式
“居者有其屋”计划成就了新加坡的中产阶级社会。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唯一建成中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体。有报道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而这只主要归功于其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迥异于福利模式的另一种社会保障模式。中央公积金制度适应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特点，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成功运行的典范。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实行会员制，即所有永久居民都是公积金局的会员。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必须按月收入的一定比例上缴强制性的公积金，公积金记入每个会员的个人账户中，专户专储。作为公积金制度的管理机构，中央公积金局负责整个公积金的管理运行，独立于新加坡政府的财政之外，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尽管中央公积金规模庞大，提供的服务众多，管理难度很大，但中央公积金一直以来基金管理规范，运作良好。
居者有其屋制度是新加坡维持中产阶级社会的核心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密度很大。1959年自治时面临着严重的“屋荒”，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恶劣的住房条件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居住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又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
据建屋发展局最新统计，1960年以来，建屋发展局共兴建组屋990，320套，目前约有82%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中，组屋政策真正成为“普惠性的政策”。
新加坡实际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但是新加坡的中产阶级社会认同比较强。笔者认为，新加坡最大的优势是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家庭保障”。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居者有其屋”制度，因为在居民支出中，住房支出是最大的一笔支出，而只要解决好了住房问题，民生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了“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社会成功运行的典范。
新加坡这种中产阶级社会模式也是认同度非常高的中产阶级模式，笔者认为，这种认同也主要来源于新加坡这种非常独特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北欧模式
严格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这些国家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他们既没有富可敌国的富豪，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这些国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的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北欧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中产阶级。仍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北欧经济的两大特点是“混合经济”和“福利社会”。
重视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国有化和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如瑞典，其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成为典型的“混合经济”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