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富人慈善取代国家福利吗？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有穷人，但穷人的出现并非因为懒惰等因素，而是因为市场周期中的不饱和就业因素所致。对于穷人的救助，主流舆论界一直呼吁富人慈善，而很少有人支持福利社会，只要一出现有关福利社会的新闻，绝大部分都是批判福利社会的，很少有力挺福利社会的。
我认为期望用富人慈善来取代福利社会是不可能的。
直接慈善比间接慈善好
对于慈善，我更欣赏“直接慈善”，就是捐赠人直接将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量减少慈善组织在其中的周转。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已经成为了可能，而且已经有组织在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挺好。如在浙江金华就有一个“施乐会”的组织，号称是全球首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透明慈善组织，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需要救助人信息，也将捐赠人的信息公开，并且宣称每笔善款都“公开！透明！直接！即时！全额！”到达受助人手中。他们这种“直接慈善”基本做到了“三公开”，那就是善款来源的公开，被救助人信息的公开，善款到达过程及到达情况的公开，有了这“三公开”，就不会受到任何的质疑。
另外，长春的“春城志愿服务联盟”等组织也在推广这种慈善模式。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大力推广的慈善模式，也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慈善模式，而这一模式必然也应该取代传统的间接慈善，成为世界慈善的主流模式。
如果不是政府的强制，很多慈善组织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更喜欢“暗箱操作”。直接慈善在技术上可以说毫无问题，互联网技术已经成熟这么多年了，各大企业也早就普及了信息管理系统，但我们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透明化的并不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如果公开透明了，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不要认为在慈善组织工作的就一定是有爱心的人。很多人还是将其当成一个工作“混口饭吃”而已，还不排除慈善组织中存在蛀虫，这就是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而各大慈善组织就是不愿意进行公开的根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这方面来看，直接慈善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政府慈善比民间慈善好
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受民众的监督，这种来自全民的监督是好事。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全民监督精神，也只有官办的慈善组织才可以得到这种监督，这也是我们坚持慈善官办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官办慈善有问题，那就取消官办慈善。其实民间慈善的问题也不会小，只是他们没有民众的监督，没有暴露而已，大家千万不要将没暴露问题当成是没问题。
很多海外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已经进入中国很多年了，但在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谁又能知道呢？他们连个中文网站都没有，你想监督都没法监督，而现在暴露出来的，福特基金会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关系，洛克菲勒基金会与转基因的关系，这只是他们众多活动的冰山一角。我们坚持慈善官办就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监督，而且理直气壮地进行监督，“官办慈善”为我们的监督树立了合法性。
慈善不是福利，福利带有普惠的性质，而慈善更需要个性化和针对性，民间慈善选择性太强，这就导致覆盖面过低。我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政府部门，专门来负责慈善的事情。首先，借助政府的力量做好需要慈善救助人群的摸底工作；其次，借助政府的信息优势来整合民间慈善力量，帮助与协调社会慈善组织让慈善真正做到位。中国不能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成为慈善盲区，中国慈善业的规模应该以“需要得到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为最终目标。
设立政府慈善部门，出了问题也容易问责，而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部门，而是任慈善组织各行其是，导致出了很多问题。
政府的能力是强大的，政府的号召力和权威性是任何民间组织都不可替代的。中国慈善业要做大，就需要国家的引导和介入，中国也可以考虑设立“中国慈善日”等，加强全社会的慈善力量。
当然做大官办慈善，并不意味着排斥民间慈善活动，民间慈善活动也是官办慈善活动的重要补充，总体的原则应该是“做大官办慈善，放开民间慈善，官办慈善和民间慈善相互补充，互相竞争”。
慈善替代不了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可以替代慈善，但是慈善绝不能取代社会福利。
现在，中国有一种错误的“公民社会”思潮，很多人并不知道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望文生义地将之理解为促进民主化，或是加强公民权利等，其实这都不是公民社会的本质，公民社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小政府”，即用社会团体来分散政府职能，但实际主张小政府的“公民社会”运行的结果就是“打着公民的幌子坑害公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来越小，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组织替代不了政府，政府的公共服务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才对。在没有政府管理的领域，必然是“大欺小”，“强欺弱”的丛林社会。
那些指望用富人的慈善来替代政府福利的人是对历史的愚蠢无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无论是官办的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对社会起到太大的作用，而用富人慈善来取代政府福利是行不通的。
慈善从根本上是政府福利不足所致，真正的好社会是不需要慈善存在的，因此这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世界离真正的文明社会还有很远。
笔者认为，中国慈善业的发展还应该在“推广直接慈善，做大政府慈善，放开民间慈善，用社会福利取代慈善”等方面做出努力。
什么是贫富分化之源？
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得太离谱。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而不合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而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将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五蠹”的提法来源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子的一篇文章，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的人）、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现在社会的新五蠹则是以下五类人。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得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中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的最核心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生产成本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生活成本大大增加，还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
在中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泛滥，到形形色色的商业欺诈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已知的事实。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有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说有些项目，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1/3。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得到了一定的证实。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得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地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
4.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及色情业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之外，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
中国转型时期的改革开放，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征”恰恰包括了黑社会性质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女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非法组织及色情业的产值实际上部分都进了企业的财务报表，成为企业的成本，这也是导致企业成本过高，从而工人工资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不仅是整顿社会风气的问题，也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对高管信任，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唯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这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做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那么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法治没有免费的公平
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好多年，中国也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治”同样存在着“效率低”和“成本高”的特点。公平本来是一种“免费资源”，而法治时代公平成了“有价资源”。民众获取公平从“免费”到“付费”，无疑提高了获取公平的门槛及难度，因此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