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老实说，我们对西方的内政很少说，当然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由生活习惯导致的，养尊处优太久了，当一个民族没有选择压的时候，必然会这样。我并没有认为金融危机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
黄纪苏：我们没有反对一切。有人说美国民主制度是假的，我还专门反驳了一下。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需要有外部的压力，我不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用民主来提升日常的压力，形成制度化的监督，这是有效的。
舒泰峰：在这一点上，看来你们与被你们批评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的真正分歧在哪里？
王小东：我们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相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相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学习别人的长处没问题，从仿生学上，可能从苍蝇身上也有可学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因为要学苍蝇的某些东西，就把苍蝇敬若神明吧。
舒泰峰：就是说你们希望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王小东：这么说的话又把我们简单化了，又有人该骂我们愤青了，我们说了很多，不光是破除西方的迷信，对中国的迷信也要破除。
黄纪苏：我的表述是，我们未来的文明一定是属于过去五千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纳了刚过去100多年的东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东西。我专门说了，要警惕以一种倾向反对另外一种倾向。即使西方发生危机了，我们也不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
舒泰峰：许多人尤其是在网络上将你们视为民族主义的旗手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自己如何定位自己？
王小东：上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中国助手问我，儒家、马克思主义、西方，你总得靠一个吧，否则就不系统化了。我说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统化不用你操心。他不仅给你贴标签，而且就让你从3个当中挑。我看哪个也不合适啊。
舒泰峰：但是你们仍然被贴了标签。
黄纪苏：我们的知识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个问题，喜欢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二、草根民族主义狂飙突进
草根民族主义情绪上排外，而且表达也很粗俗，老子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本身是文化精英，但是更多地代表社会底层的情绪。网络愤青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拥趸。
对比《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很容易可以得出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升温的结论。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宣言。《中国不高兴》就没这么谦虚了，直接喊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这个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同一批人，13年之后，发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呼声，他们完成了一次质变。
《中国不高兴》使这一批作者名利双收，不久后，王小东和刘仰又“单飞”出版了自己的专着。刘仰的书名叫《中国没有榜样》，副标题“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王小东的书名叫《天命所归是大国》，副标题为“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两本书一本颠覆西方，一本树立自我，摆在一起，连封面设计都很相似，如同唱双簧一般，相映成趣。
另一位作者黄纪苏也出版了首部个人文集，名曰《与精英保持距离》，编辑对此书的推荐语是“最激烈的批判立场，最富于忧患意识的‘中国关怀’”。
《中国不高兴》由独唱变成为合唱。加入这个合唱团的还有摩罗，这位20世纪90年代末在大学生心目中与余杰等人齐名，被视为“精神偶像”的一位民间思想者。那时，他的《耻辱者手记》风行一时，几乎成为一代大学生的枕边读物，在书中，摩罗以鲁迅的姿态，对这个国家的丑陋以及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为此，北大学者钱理群曾称他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而余杰评价摩罗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耻辱者手记》之后，摩罗沉寂了10多年，直到2010年初携带《中国站起来》一书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可是，人们发现，此摩罗已非彼摩罗，因为这本书完全是一本“混合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节”的作品。他不再讨伐自我，并且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认为“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同时他与王小东们一样，将匕首投向了西方，指控他们殖民掠夺的历史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摩罗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南都周刊》用的标题是“摩罗：从‘耻辱者’到‘合唱者’”，《中国新闻周刊》说“摩罗清算摩罗：从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悄然调头”，昔日的“战友”余杰、徐晋如宣布与他断交，钱理群虽然为此书写了推荐语，却回避了书的发布会。
摩罗为何清算摩罗
“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媒体人潘采夫如此激烈地批评摩罗。
在此轮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中，摩罗的转向实在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剖析样本，值得多记述几句。摩罗，原名万松生，生于1961年，江西都昌人。摩罗生长于一个极其闭塞的农村，在那里完成中小学教育。后来考入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中文。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当中学教师。后来由于思想和行为与校园内的氛围“不协调”，被调到了更加闭塞的乡村中学任教。
199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摩罗结束了自己30年的乡村生涯，考上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7年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不久，他被出版人贺雄飞发现，随即推出《耻辱者手记》与《自由的歌谣》两本书，加入《草原部落》丛书，一时间风行天下，其中《巨人何以成巨人》、《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等文章，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摩罗曾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文化人物及作品，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鲁迅（其笔名即来自于鲁迅作品《摩罗诗力说》）和卢梭，90年代主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经》，在以上人物与思想的召唤下，他写下了《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等作品，被读者誉为“民间思想者”。
摩罗赢得了盛名，也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他任教的北京某高校开始对摩罗停发奖金，继而停发工资。外界谣传是因为摩罗所持个人思想立场而导致。也是从那时起，摩罗逐渐搁笔，淡出大众视野。
再后来，摩罗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带宗教方向的研究生。或许他是希望在西方宗教中寻找对于自己精神的救赎。但是研究的过程却让他体验到，宗教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纯洁，西方宗教的历史与政治的合流特别是与殖民史的纠葛，让摩罗开始不再迷恋西方，进而清算自己的思想。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描述，摩罗的书房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文学作品，书架上塞满了国际关系和殖民史方面的书籍。他很少阅读大众媒体，每天翻阅的大致只有《参考消息》，网友公认的代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网站他也区分不清，有时对于有些网上的民族主义观点他深以为然，但同时对一些简单的口号又不屑一顾……
摩罗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国际关系史的冷酷诡谲一定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告诉记者：“世界上只有一种人类，只有一种人性。人有那种卑劣残暴的一面，悲剧性的一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如此，摩罗以前所批判的所谓“中国人特有的劣根”也就不能成立了。
这样的一种世界史观反过来影响了他对国内事务的判断。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问他：“你不赞成盲目的国民性批判，但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多弊病，如何看待”时，他答道：每一个老大国家如美国都是带着问题、带着血腥崛起的，中国也一样，如农民工的手指、矿难。中国正走在这条带着问题、带着血腥崛起的路上，如果我们能这样平实地看待中国在世界崛起的一般性，我们就不会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独特的、血腥的崛起。
于是他提出“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他还提出要借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挑战西方霸权。他的理由是：英美的崛起不就是靠战争屠杀和劫掠吗？布什侵略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公民71%支持他，这不就是战争动员吗？中国实际上也是这么做，毛泽东实现民族独立靠的不是战争动员吗？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不也是战争动员的方式吗？当时为了进行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机器动员起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肯定西方的光明面、肯定西方的制度优越性。直到今天实际还是这样一种经济动员模式，没有太大区别。
“我说借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挑战西方霸权，这句话一点都不过，这不是我的学说，我说的只是一种事实。到现在为止，美国还天天用战争维护民族本身。我这个说法的目的是提醒大家保持民族高度的警觉，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意识和安排。”
这个摩罗确实走得有点远了，他已经跟王小东们彻底合流。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他认真看过《中国不高兴》，还写过评论，并“很高兴与之同列”，“它说的道理跟我的这本书是一样的。其实《中国不高兴》说得非常好，它要解决的问题和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很一致的。”
军方学者加入“合唱团”
加入到此轮民族主义“大合唱”的还有军方学者的声音。
这是一本号称“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书”，书名为《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作者刘明福，大校军衔，身份为国防大学教授、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更为惹眼的是，重量级人物——着名战略家、空军中将刘亚洲为之作序，题为《中美世纪博弈：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
刘亚洲将军是一位在海外很有名气的中国少壮派的将领，同时是国防大学的政委。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注意到，刘亚洲的文章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近年来他第一篇在公开的书籍上发表的这样一篇序言。
作者的特殊背景加之比《中国不高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劲爆观点使该书一举进入畅销书之列，书的策划者、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一位编辑告诉笔者，自2010年1月推出，到4月底，此书销量已达6万册。
“冷战结束后，本来是一个契机，可以对世界秩序进行更好的规划和设计，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但是美国却走上了单边主义道路，霸权主义登峰造极。美国不仅把自己搞糟了，也把世界搞乱了。”这是刘明福立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领导世界，进行全球秩序重建，中国比美国更适合”。
书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表明观点——法国政治家克雷孟索说：“战争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将军。”戴高乐说：“政治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政客。”一位中国专家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要做世界的设计师，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
刘明福信心满满：中国有做世界第一的千年履历和经验，有做领袖国家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第二次走向世界第一，再创冠军国家的辉煌。中国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崛起的历练，从世界第一，到落后挨打，再到新的世界第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领导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中国走上世界领导岗位，一定是最优秀的领导者。
在他看来，中国当世界领袖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美国。“21世纪的中国，早已经光荣地被美国选定为它的对手，不想当，也必须得当。”他接着写道，很多中国人有一种期待，就是希望美国不要把中国作为对手。有人说，中国奉行四不政策：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不挑战世界秩序；不把美国当作竞争对手和敌手；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就是要当美国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就是要与美国合作，与美国友好。这些愿望和期盼当然是真诚的，是难得的和宝贵的。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躲掉做美国对手的命运。
基于此，刘明福提出，中国对美国不能有任何幻想，“一场无法避免的夺冠和卫冕之战，就决定了中美两国要双双走上比赛场，中美两国在国家地位上的‘冠军争夺战’也会加剧，中美‘竞争性战略对手关系’会进一步突出，这是不以两国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强军”和“中国军事”崛起成为刘明福呼吁的目标：“21世纪，保证中美无大战，中国必须有大军。这个‘大军’，不是大在规模上，而是强在质量上。因此，所谓‘大军’的内在含义是‘强军’。”
那么，“强军”要强到什么程度呢？刘明福认为起码要强大到美国不敢也不能干涉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的地步，并且要保证自己不被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美国打击和战胜。“当然，如果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中国水到渠成，在一种和平的自然的情况下，成为军事力量上的世界第一，那也不是坏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维护和平的力量，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和平。一个佩带宝剑的武功高强的文明勇士不是对好人的威胁，只是对盗贼的威胁；而一个罪犯，即使手里拿的只是一把菜刀，那也是对善良人类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刘福明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书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但我认为它也反映了一种思潮……我们需要经济崛起，同样也需要军事崛起。”在另一个场合，他说他的观点在中国军政界“具有一定广泛性”。
如此劲爆的观点不可能不引起舆论尤其是外国舆论的关注。英国路透社分析说，目前中国国内民众殷切希望中国领导层能将高速发展的经济转化为国际社会上更大的话语权，而《中国梦》正是证明了中国领导层所背负的这么一种压力。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说，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梦》“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学界、军政界频频激起不小的回响。在西方国家，由此引起的有关中国深层次战略意图的问题，见仁见智。假如美国战略家得出共识，《中国梦》揭示的日后中国，必然要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席位上拉下马的观点，确实在中国军政界少壮派中“具有一定广泛性”，西方国家难免迟早会结成“统一战线”，倾力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殆无疑义。他直言批评此书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某种“大汉沙文主义”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