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将复兴
在接受的笔者采访时，马丁一再强调，这部书的书名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它指的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过，他又说，从长期来看，他非常确信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国际体系。尽管中国将不会实行扩张主义军事政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但是随着中国获得全球性主导地位，中国越来越自信，中国人思想中那种有上千年历史的优越感又会越来越明显。“一旦有机会，中国也许希望恢复过去长期被神圣化的外交传统，即除了不能给予平等地位外，其他方面对各国一视同仁，并要求它们臣服于中国。”
这就是马丁所论述的除了“文明国家的观念”之外，中国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朝贡体系的经历。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
鉴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实力很强的国家，马丁认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在短期内完成，但是历史经验为中国的大国之梦提供了些许帮助。因为历史上中国曾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有所改变。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其他所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距北京的远近——都得向中国表示臣服，并承认自己是“天朝大国”的朝贡国。东亚大多数国家都要向中国进贡，这也反映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等级关系。在朝贡体系中，异国统治者对中国皇帝也能做到心悦诚服。
马丁说，虽然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已经崩溃，但其部分元素却一直存活到20世纪。将来，如果中国采用传统的朝贡体系来处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不难想象的。在这个推论下，马丁认为，美国和日本不得不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而印度——这个中国在南亚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将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南亚的存在。
“国际社会将以浓厚的等级色彩观念来描述中国，并且接受这样的理念：中国代表了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高级的文明形式。”马丁说。
中国崛起改变现代性
在马丁眼中，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改变还有更深刻的层面——它将改变西方人对全球化乃至现代性的看法。
他写道，20世纪90年代时，中国成为美国鼓吹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美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将越来越像美国。这一鼓吹中包括很多设想，从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胜利到对西方式民主的普遍性和绝对实用性的信任。1999年11月，布什说：“经济自由催生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催生对民主的期盼……与中国自由贸易，时间将证明我们是对的。”也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书中所说：“中国将拥有言论自由，全球化将推动其实现。”詹姆斯·曼也表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像我们。”
现实并非如此，中国没有越来越像美国，而是越来越不像美国了。时间不仅不在美国一边，反而在中国一边。马丁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称要对金融部门展开大拯救，这样标志着被称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资本主义“名片”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彻底倾覆了。
马丁的结论是，不论共产党执政留下什么财富，中国对世界的主要政治影响将会是：儒家传统文化、西式民主传统的欠缺、政府的中心地位，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民间团体的相对弱势，“中国更加民主之后，也会和西方模式千差万别”。
由此，马丁认为，中国的崛起颠覆了一直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的一元现代性模式，而使得现代性展现出多元的模式。这或许将改变许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选择，“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这一做法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显然很有吸引力”，他写道。
儒家文化是国家文化的
舒泰峰：您的书对中国非常乐观，我想问您的乐观从哪里来？根据在哪里？
马丁：也不可以称之为乐观吧。我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一个外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劣势，但也是一种优势。我的观点是建立在长期的、客观基础上的一种观察，一个很强大的趋势让我得出这个结论。首先第一点，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济保持了高速地增长，这种增长不光给我们很多经济上的启示，文化上也看出了很多的东西。另外，不光是中国，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像印度和巴西在这个时期也在高速增长，这些发展中国家今后会重新塑造世界的体系和结构。第三点，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特征。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不可以实现一种强大的发展呢？
我不认为中国未来就一定不会发生危机，很有可能发生，但过去30年中国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就已经很令人惊讶了。就算将来大的危机发生，我也不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终结，时代把它推到了这样的位子，就长期来看，将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一定会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是在本世纪之内肯定会实现。
舒泰峰：您很赞赏朝贡体系，但是朝贡体系对中国来说，削弱了封建王朝的财政能力，实际上加速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对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马丁：我说这一点是希望读者理解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看待世界。最开始我写这个朝贡体系的时候，找不到太多资料，所以这个结论是比较思维推理性的概念，可能会有风险在里面。我提出这个概念的本质核心是，我觉得朝贡体系在中国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影响，因为它毕竟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态度、价值观、惯例，不是一夕之间就会完全消亡，被埋葬的，它的影响还会在。举例来说，虽然殖民体系在欧洲不存在了，但是欧洲殖民地的概念，现在还在西方人的思想当中有体现，比如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国家，就会进攻这个国家，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这个国家的思维方式，比如入侵伊拉克，美国虽然不是典型的殖民地国家，但是也受到了西方思维的影响。我觉得中国的朝贡体系的思维方式不会被埋葬，里面的某些因素还在起作用。
舒泰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信心，认为中国这种文明模式是非常好的，甚至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其实早就有了，从伏尔泰开始就称赞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很优秀，但是这种赞美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批评为是一种过于浪漫主义的叙事，是希望通过赞美中国来刺激自我的改进，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马丁：我不属于欧洲的这些学派，我认为中国文化很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文化一直是和谐传承的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相反，过去200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面临着重要的危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过去的儒家文化没能够让中国正确面对欧洲的崛起，也没能够给中国带来现代化，反而给中国带来了很深远的危机。在那之后，各朝更迭，1911年的辛亥革命，国家经过分裂，主权丧失，直到1949年才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日本文化在19世纪的时候跟中国文化相比就比较先进，同样面对欧洲的挑战，日本就采取比较积极的应对方式，通过明治维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有一种儒家文化复兴的趋势，去年我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开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我没想到会开成这个样子，学者们忽略了儒家思想在19世纪没能帮助中国实现发展这个事实。
1949年之后，中国引进现代性这样一个方式方法，也就是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当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毛泽东也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反对。对儒家思想的攻击，最夸张的时候是“文革”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1978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关系，给生活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不再采用儒家思想，而是将钱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钱是现在城市最重要的价值观，这就代表了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和破坏。
如果我们全面考虑这些因素，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文化处于很深的危机当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社会中充满了太多的矛盾，普遍有一种迷失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不能采取浪漫主义的这样一种态度，面对中国过去的历史。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浪漫得起来。
不过，我不认为儒家文化中已经没有东西能提供借鉴了，它能提供的这些东西已经根植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思维当中了。思想能影响人最强大的方式是进入人的灵魂，进入人的思维，儒家文化自然而然会无意识地影响到人们对于权利、家庭、历史、国家和社会这样一种关系，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这才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影响。这是没有东西可以来破坏的，最基本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可以被称之为国家文化的DNA。
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讨论中国文化的断层和非延续性。我在书中希望能起到改正的作用。我认为这种文化是延续性的，尽管不是很明显。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