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云：文如其人。确是如此。在这本书里，我的劣根性再次暴露无遗，那就是我的好斗、好论争。哈耶克曾提到过，“正是源自人们不同经验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和相互批评，被认为推动了对真理的发现，或者说，至少达到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接近真理的程度”。对此，我乐于扯起此观点来做大旗，但那充其量不过是为掩盖自身的劣根性而找的一块遮羞布罢了。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我确实喜欢与具有不同经验、不同观念的人开展争论和相互批评。至于推动对真理的发现，自然非我的能力所能企及，但这些辩论确实让我不断向真理迈进。
正是因此，在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那些具有与我完全不同的经历、背景和观点，而又不吝赐教于我的人，他们分别是广州大学的陈潭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易富贤博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贝尔塔大学的费尔南多“费雷罗、中美友谊交流协会会长王胜炜博士、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家春博士、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博士、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的李超会长和蒋正元秘书长，以及网友“@urna风之度”。与他们的争论使我获益良多，也正是他们的批评使我纠正了过往很多认识上的偏颇。另外，值得感谢的、与我曾有过非常尖锐争论的人还有：芝加哥的山姆“弗兰克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崔长林研究员……感谢Lisa，这个量子理论的信徒，正是与她的争辩，最终纠正了我只信艾略特波浪理论的偏颇。
在此，我还应该感谢的是价值中国网的创始人兼CEO林永青先生；感谢美中联合商会会长林志共博士；感谢经济学茶坊坊主杨孟着先生；感谢以前的同事詹森“布卢博士、张大卫博士；感谢张清平、王清铉、王华北；感谢王露、范静、黎晓婷；感谢李“甫里嘉、罗恩“桑尼、保罗“马修斯……在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这种交往是极具价值的，感谢他们与我分享知识和经验。在这些朋友中，很多人不能够认同我的观点，也正如我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观点一样，但这种观念的冲突总能激发我的灵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观念不同却长期保持良好的友谊，他们总是有求必应，我欠他们许多的情。
感谢我的老师谭士珍先生，我是不擅为文的，语法和标点总让我自卑，而这位向我们呈现了袁隆平一生的着名作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有勇气来写下一些感谢和感慨。
另外，我也应该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钟凡立女士，她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她看了我的初稿，并给了我无数的评语，使本书改善甚多；感谢我的祖母韩黄元秀，她教会了我自强不息，感谢她的茹苦含辛。我于5岁失怙，是这位可敬的老人将我与妹妹拉扯成人。正如同我的中学同学谢海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这位伟大的女性，也许我只能待在湘西做一个并不合格的农民；感谢我的叔叔韩瑞兵、韩瑞文先生，特别是仅仅长我两岁的么叔韩瑞文以及我的妹妹韩海霞女士，我今天所拥有的知识完全是建立在他俩无私的付出之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也许他们能够再多接受几年的教育。那么，他们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这让我一直不能释怀，事实上他们都比我聪明。
特定于本书，最后最应该感谢的人非日知图书的杨水秀女士莫属。我不是职业作家，事实上对于写作我常怀李嘉图式的恐惧。在《论谷物价格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于1815年2月出版后不久，詹姆士“穆勒（JamesMill）就建议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将该文加以扩充和修改。但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他从格特康农庄写信给朋友谈到：“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自己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期盼写出一些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事后，穆勒的儿子回忆说：“如果不是家父恳切地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李嘉图的）那些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同样，如果不是杨水秀女士的再三约稿和一再地鼓励，委实说，我也实在没有勇气写下去。
如果我的这本书还不至于一无是处，那么，读者们首先应该记住的是上述我感谢过的这些人。正是他们使得我的生命非常充实，并能够致力于研究。
韩和元
2012年秋于广州白云山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