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虽然受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和全球经济恶化的双重影响，质量有所下降，但仍在可控区间。譬如，经常账户顺差方面，2012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虽然大幅下调对中国短期与中期内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的预期，但仍认为在中期内（2017年）仍可上升到4%～4.5%。经常账户，也就是经常项目，是与资本、金融账户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是指贸易收支的总和（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减去生产要素收入（例如利息和股息），然后再减去转移支付（例如外国援助）。经常项目顺差（盈余）增加了一个国家相应金额的外国资本净额。因此，这一部分被人们看成是合理的资金流动。造成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下降的原因，有受国外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形势不好，但作为基数（分母）的GDP不断变大亦不容我们忽视。
再来看一下家庭资产负债。由清华大学、花旗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消费金融调研报告》显示，购房仍是家庭借款的主要目的。此次调研采集了全国24个城市约5800个家庭的样本数据，在所有受访者中有18%的家庭使用了银行购房贷款，15.4%的家庭采用向亲友借款购房。受访家庭2010年的年均税后收入为8.9万元，平均资产总额71.6万元，而平均负债仅为4.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9%。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家庭平均资产负债率在20%左右。
在政府债务方面，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估算》，2010年国债余额为6.75万亿元，包括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在内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为1.3万亿元，两项加总所得的政府狭义债务为8.05万亿元。2010年政府狭义负债率为20.1%，但这并不是历史的高点。政府狭义负债率的高点出现于2003年，该年该数值达到28.2%。2008年以来，该比值稳定地保持在21%左右，并且在2010年出现了些许下降，甚至可以说创下近年来的历史新低。所以，若只考虑国债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债务，政府债务在近几年非但没有恶化，反倒表现得极为稳定。
在此基础上，加入地方政府债务的10.7万亿元与铁道部债务的1.9万亿元，2010年政府广义债务为20.65万亿元。为应对金融危机，大搞“铁公鸡”，政府债务负担急剧上升，广义负债率从2008年的41.6%跳高至2010年的51.5%，上升幅度高达10个百分点。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债务占GDP为60%，51.5%与60%相比，相差虽不大，但至少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上述的种种，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危机、战胜衰退，它的意义仅在于为我们克服危机争取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尚能以有限的空间去换时间。但不容忽视的是，克鲁格曼所列举的4大有利要素，美国政府仅用七八年的时间就彻底耗光。而我们的广义负债率也仅仅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跳高了近10个百分点。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克鲁格曼和美国人自负的覆辙，而错失宝贵的时间。
中国：矛盾的混合体
真正能够支撑中国、令中国经济独立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外的，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采用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矛盾性和混合性。
而这点往往被忽视，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克鲁格曼单从“价格飞涨，房地产投机热风行”这一现象，贸然得出“与我们几年前的经历如此相似”的结论。如果只关注中国城市或者只关注中国东部地区，克鲁格曼的这一结论尚可让人接受。只是乔治“弗里德曼得出此结论的论据，不免让人匪夷所思。他认为中国必然会像1989年的日本那样崩溃，是因为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非洲式的贫苦能导致1989年日本的崩溃，这种逻辑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指出，历史数据的对比表明，把日本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问题与今天中国的问题相提并论，纯属无稽之谈。1989年时，日本的名义人均GDP超过了美国，而中国今天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1/11。也就是说，1989年的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面对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诚如乔治“弗里德曼所说的，13亿人口中尚有多达10亿以上的人，还在过着像非洲人一样的贫困生活。对于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根据房地产泡沫这一侧面，就简单地定位为1989年的日本或2006年的美国。
但是，许教授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将中国拉回到1913年的做法，我认为也是颇值得商榷的。许成钢根据100年来世界各国GDP总值的变化情况，发现“在GDP总值的国际历史排行中，中国在2010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她在1913年的国际地位。”他的重要依据是，中国于2010年GDP是世界第二，这一总量大体上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二。而早“在1913年，美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中国的GDP总值大体上也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许教授的这种类比将“第二”和“五分之二”做了静态化处理，他不是将这组数值放到动态的、鲜活的情境中去。今天的中国与当日的中国具有可比性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主导的社会，而美国则是一个工业主导的国家。百年沧桑，今日的美国依旧是以工业为主导，但中国却一只脚迈入了工业时代，时过境迁。对近代世界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知道，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过英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但当时世界的领导者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当时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度，不过是一个在经济上崛起但在政治上尚无话语权的新兴国家，这种角色更类似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一百年过去了，美国还是第一，但在这一百年里，无论是形式还是质量，美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更是如此。
那么，中国的恰当位置在哪呢？它既不是1913年的中国，也不是1989年的日本或2006年的美国。准确地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过与不及”的国家，“过”与“不及”同时存在，并且都很极致。落后的非洲在中国，富裕的日本甚至美国也在中国，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二元的矛盾的混合体。中国既面临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世界上最不富有的经济体所面对的尚待开发的问题。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只是根据某个侧面，就将现在的中国同上世纪初叶的中国，或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相提并论，那么，诚如许成刚教授所说的，“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误导”。
这种矛盾性、二元性、极端性反倒决定了，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
以日本为例。其社会保障体系早已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问题，如城市与乡村、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这就决定了日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而反观中国，我们不仅有着近14亿人口的市场，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1/11；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乡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开发过度，恰恰相反，而是严重不足。同样，对国企之外的私营企业而言，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审批过度、监管过度、寻租遍地；金融机构向私营企业开放不足，中小金融机构严重不足，服务则更是严重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