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仅带来新的产品与服务，开创新的市场，产生新的价值，同时也在取代旧有的产品与服务，占领旧有市场，毁灭掉旧有的价值。这种优胜劣汰、新陈代谢式的替代，使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令市场充满了创造力，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造性破坏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
辜朝明的馊主意
对于当前这种产能严重过剩、资产负债表严重衰退的困局，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想，辜朝明给出的解决方案一定是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
辜朝明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经济衰退，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私营企业认为，他们有着‘理所当然’的责任去偿还那些积欠的债务”。在他看来，正是私营企业的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合成谬误（FallacyofComposition），进而令整个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Samuelson）最早提出来的。在由他与诺德豪斯共同编着的《经济学》一书里，他是这样写的：“某一原因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而据此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合成谬误”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流传甚广，人们十分肯定地认为，微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
也就是说，包括企业在内的私人部门为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而做的“去杠杆化”的努力，就其自身这一微观个体而言，其合理性毋庸置疑。但这一无可指责的正当行为，在宏观上却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的出现——日本经济全面萎缩，甚至可能像1929年的美国那样，发生严重的大萧条。
“美国大萧条期间，在资产价格暴跌摧毁了与1929年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国民财富之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6%。而这种情况在日本却并没有出现。”是什么让这种可怕的后果在日本能够得以避免的呢？在辜朝明看来，正是因为日本政府采取了与私营企业完全相反的行动。日本政府通过“理所当然”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令日本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成功地阻止了国民生活水准灾难性的下降，并最终阻止了像美国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末日的到来。辜朝明对这种政策大加赞美，在其着作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日本的财政刺激政策，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一。”
既然在他看来，这一政策是如此成功，那么，他给当前的经济困境开出一个积极的财政刺激的方子，我想一定不会意外。
针对2008年的危机，克鲁格曼曾提出“以财政刺激为主的处理当时的金融风暴”的建议，被张五常教授批评为是“行不通的”。同样，我们亦可说辜朝明的建议就是个“馊主意”。对于政府的收支态度，我赞同张五常教授的观点，不管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花钱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钱，早晚会闯祸。那些对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财政赤字推向后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在理论上或许可行，但绝不值得推广。国债这回事，不是推到后代那么简单。”
一次次的财政刺激，一次次地把责任推给后代，其结果必然是债务泡沫加速膨胀。2006年，全球国家债务总量不过7万亿美元，到2016年这一数额将会达到罕见的28万亿美元，甚至更高！当年导致雷曼兄弟破产的债务总额不过700亿美元，如今将世界经济搅得一团糟的希腊债务危机债务总额亦不过接近4000亿美元，它们的债务量相比于28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量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但纵是如此之小的额度，就已令世界经济为之寒风萧萧，那么，28万亿美元的债务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震撼和破坏呢？
更为致命的是，世界各国有意无意地践行辜朝明和克鲁格曼的馊主意，导致我们的债务，特别是政府的公共债务加速度地膨胀。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高达到15,944,869,685,932美元，而其突破15万亿美元这一整数关口的时间是2011年11月16日。短短一年的时间，新增债务额就高达1万亿美元。可见，世界债务泡沫正在错误的应对中加速度积累。既然是泡沫，就一定会破灭，对于这种必然，没有侥幸可言。
战争
有人可能会对上述说法提不同意见，因为在辜朝明的着作中，他还提及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另一个案例，那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这场危机中，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才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从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这一成果无不向人们昭告着，政府采取的财政刺激是有效的。
但是，那是一场莫大的误会，或者说是一场弥天大谎。罗斯福新政将美国经济害得几乎破产，为了应对经济的崩溃，政府大量投资，这又加剧了原本已经恶化的供需结构，使得产能严重过剩。读过与罗斯福相关的传记我们就知道，那场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37-1938年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得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作为重要佐证的是，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姆（ChristinaRomer）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1937年至1938年间，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失业率复飙升到19%。下图是罗姆博士给出的1930-1940年间美国的失业率。
1930-1940年美国失业率
数据来源：USDepartmentofcommerce，转引自：
然而，罗斯福很幸运，财政刺激政策也很幸运。随着战争的扩大，各交战国庞大的近乎可怕的战争物资需求，让美国的那些过剩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深陷战争的英国、法国、中国和日本（日本之所以要与美国交战，原因就在于美国拒绝再为他提供物资，日本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伤害到它的利益）等国外市场的购买力，填补了美国国内薄弱的消费力，美国经济因海外消费者需求增强而走出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后的几年里，美国企业为全力应付海外的战争需求，马达24小时连轴转，不但产量为之激增，失业率也从1938年的19%急降至1%强。
很多人被假象所蒙蔽，他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是罗斯福新政的功业、是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但殊不知，救了美国经济的，不是罗斯福的新政，不是凯恩斯的干预需求面，不是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刺激政策，而是破窗理论，是战争。
为什么自罗斯福总统而始的政治人物们会对凯恩斯如此之推崇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帮那些掌权者们将操控经济的大权，从亚当“斯密所指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那里夺了回来。对于这样的好事，掌权者岂有不欢迎之理？
但也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它的到来令我们损失的不过只是金钱而已，因它所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和国家间的信任危机以及战争才是最可怕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美国的大萧条一样，有时候，战争不失为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尽管这种方法很不人道，也不经济。
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在对未来的前景发表观点时，分属于自由派的克鲁格曼和供给学派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一致认为，能够刺激经济的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失去了可能。对于目前如此严峻的经济前景，解决的对策完全缺乏，只有再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否则没有办法让国家走出困境。这两位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就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政治意见相左，这次意见却难得高度统一。
“战争解决论”的核心是通过战争的手段，实现对现有“过剩产能和债务膨胀”这一格局的破坏，只有将这一死结剪掉，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增长。正如黑兹利特（Hazlitt）所提到的，顽劣的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房主去更换玻璃，这样安装玻璃的工人和生产玻璃的工人就可以开工，工厂将形成生产需求，进而带动上游产业的工人开工。这些工人的开工使得他们有机会赚取更多的收入，这样又会扩大他们的消费需求，进而又导致其他产业的开工，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就业和经济的发展。
这种解决办法，虽有助于人们打破那种令人窒息的僵局，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能为社会带来真实的财富增长，事实上这种方法往往是创造1%的GDP，却消耗至少2%的存量资产。有一个有关宏观经济学的笑话，是关于如何达成GDP快速增长的。有一个经济学家告诉提问者说，把你家的房子推倒，再重新在原址上建起来，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GDP就能得到快速的提升。而战争正是这种方式的加强版，这一解决之道的确能够实现对现有格局的破坏，但这种破坏是一种纯粹的消耗型的破坏，是只有破坏而绝没有创造的破坏。更重要的是，这种破坏漠视人的生命权。可见，这一解决方案显然不是个好办法。
不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那么目前严峻的形势是否就真的如同他们所说的“解决对策完全缺乏”了呢？对此，我倒是远没这么悲观，解决的对策并非完全缺乏。
创造性破坏
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因为创新停滞而导致的生产力的下降。对症方好下药，找到了问题所在，那么解决起来自然也就容易得多。当然，也有把对了脉而开错了方子的，譬如我们的辜朝明先生。那么，我们恰当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呢？创新的先知熊彼特已帮我们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创造性破坏。
什么是创造性破坏呢？对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在其专着《经济学》一书中所做的论述非常有意思：“在过去一个世纪改变了世界面貌的所有发明中，也许没有一种发明能像汽车那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如何以及在何处工作、生活和娱乐。但是与其他重大的创新一样，它在为某些人带来新机会的同时，却给其他人带来了灾难。一些职业——比如马车生产者——不得不转产（成为汽车车身的生产者）或停业。但是那些从新产业中获得好处的人之所得远远超过受到损害的人之损失。”
通俗来说，一个企业如果坚持生产消费者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在一个人人都使用汽车的大时代，却还在拼命扩大产能，坚持生产马车，那么命运是可以想见了——它必然会破产，它所占用的资本和人力资源会被其他更具眼光的企业家所用。就微观个体而言，破产对破产者是悲剧；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对整个社会却是福音，因为破产使得资源流到了善用者和创造者手中，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最优的配置。对这种既创造又毁灭、其创造所产生的社会公共收益远远大于毁灭的损失的现象，如汽车取代马车，熊彼特将其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
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经济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创造性破坏。而它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价值竞争实现的，它不仅带来新的产品与服务，开创新的市场，产生新的价值，同时也在取代旧有的产品与服务，占领旧有市场和毁灭掉旧有的价值。正是这种优胜劣汰、新陈代谢式的替代，使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令市场充满了创造力，并以此刺激收入迅速增长。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造性破坏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
创新是指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的一种“新组合”。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出现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当新组合出现时，老的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在市场上存在，新老组合的共存必然给新组合的创新者提供获利条件。也就是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意味着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被淘汰，新的技术与生产体系被建立。
可一旦新组合的技术广泛扩散，并被大多数企业获得，也就是说新组合不再是新组合时，这一创新的最后阶段——停滞阶段也就临近了。在停滞阶段，因为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很难刺激出大规模的有效投资——注意，是有效投资，而不是我们当前所做的错误投资，如明知钢铁产能严重过剩，还上马湛江钢铁项目——从而衰退难免，萧条发生，直到旧的结构中，再次革命性地创造出新的结构，实现新的组合。
这种新旧结构的交战，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的每一次繁荣和萧条，都是以重大的创新和它的停滞为标志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大抵可以将历史上的繁荣划分为四个长周期：
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是“产业革命时期”；
第二个长周期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是“蒸汽和钢铁时期”；
第三个长周期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
第四个长周期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是“计算机及其衍生的互联网时期”。
第一、二波长周期，无疑是打破封建时代固有的小农生产模式、社会分工和规模化生产的结果。它们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点远，我们单就第三、四波长周期中的波动即中周期进行分析。
从美国的经济史我们可见到，从1901年开始到今天，美国共经历了4个繁荣波动，这包括：
20世纪初，托拉斯主义兴起。《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新经济到来了，这是“利益共同体”的时代，人们希望它能够避免以前在经济萧条时期发生的毁灭性的削价和破坏……相互竞争的铁路正通过合并或租借的形式，实现成本的降低和降价的终止。
这一切发端于越洋无线电传输成功所引发的新科技主义浪潮。1901年，纽约州水牛城举行的泛美博览会将高科技作为了一个重点。人们正在谈论着，火车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飞驰；报纸出版商只需要按下电钮，自动化设备就会完成其余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1925年，有媒体感叹：“现在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美国享受贸易史上的繁荣。”评估公司穆迪的老板约翰“穆迪（JohnMoody）在他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里写道：“我们也许只是刚刚开始发现，自己所处的这个现代化文明正处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