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绝不代表事实。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假性繁荣，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幻觉，令人们特别是那些当权者为之自满和麻木，以为这种应对是有效的，从而加剧本已恶化了的结构性问题，为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埋下伏笔。
克鲁格曼的预言
克鲁格曼曾精准地预测到了美国将与日本同病相怜，虽然他本意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当时他根本不相信美国的房地产会存在泡沫，不但如此，他还嫌货币之水放得不够、嫌格林斯潘婆婆妈妈。现在，他的另一预言也即将得到印证，并将再次被人们以“精准”来予以评价，那就是：（欧美）持续了几年的恐惧，不会像日本那样，一直延续10到20年。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克鲁格曼10年前给出的，以支持其说明美国不会重蹈日本经济停滞的那张清单。让我们重温一下这张清单：
1.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这足以应付任何不测。
2.美国长期预算头寸依旧富裕，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付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即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
3.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不必担心对企业部门丧失信心的亚洲模式问题。
4.美国也许存在股市泡沫，但没有房地产泡沫。
一切都已时运变迁，这些曾经的有利条件，在短短10年间，让小布什、奥巴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们挥霍殆尽。
首先，会坐直升机撒钱的伯南克为应对次贷危机，自2007年9月开始大手笔降息，企图以此来刺激消费，避免经济触底。
但即使如此，美国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如上表所见，到了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终于将利息降到了地板上，0～0.25%的利息降无可降。这也就意味着，伯南克已将这一常规货币工具用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美联储有足够的空间来降低利率”，这一条件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再来看看克鲁格曼的第二个有利条件。
关于财政刺激，我们已经在上一章里进行了讨论。辜朝明就一直认为，日本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使日本经济不至于沦落为大萧条。但日本政府所付出的代价是国家负债总额的持续攀升，到2011财年，日本的广义国家负债总额达到近1000万亿日元，债务总水平占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7.5%。
不管是哪种债务，只要债务余额过高，债权人就会对相应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只要产生怀疑，就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关于这点，日本着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和亚太研究学院教授星岳雄（TakeoHoshi）与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敏（TakatoshiIto）有着比辜朝明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两位经济学家撰文指出，日本政府债券（JGB）规模从长远来看明显无以为继。虽然目前JGB价格蕴含的预期是10年内不至于崩盘，但该预期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而转向，譬如政治事件、税改方案被否决、油价暴涨，甚至受其他国家债务牵连。日本政府债券中95%是由本国机构和个人持有，一旦债务泡沫崩盘，日本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倒闭将首当其冲。
对此有同样认识的还有日本现任首相野田佳彦。2012年6月30日野田佳彦曾警告称，日本面临着与肆虐欧洲的债务危机相同的经济威胁。他认为，日本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未来，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解决债务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处于边缘地带，要么成为世界各国克服债务危机的榜样，要么成为毫无活力的老龄化国家。”
那么，美国呢？如果奥巴马和他的财政部长盖特纳能有野田佳彦的清醒，他们大概就不会像克鲁格曼那样随口“打哇哇”了。虽然美国100.4%的联邦公共债务总额占比，较日本的要低，但其情况的恶化程度却比日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美国公共债务为10.8万亿美元，是GDP的64.4%；目前美国公共债务已经超过15.23万亿美元，是GDP的100.4%。短短5年时间，债务额增长了近4.5万亿，这不可谓不惊人了。而2000年美国公共债务总额才不过6.9万亿美元。
正如辜朝明所指出的，日本之所以“赖”以不发生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持续的财政刺激。那么，在未来，美国如果不想有经济大萧条的局面出现，它就不得不像日本那样，必须持续地、经常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
另外，即便美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其公共债务状况亦不容乐观。这点可参见我的《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一书，该书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当然，在本书的第三章我们谈到，在现行的福利制度下，伴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去，美国政府在社保、医护等项目上的财政缺口将会急剧扩大。如果美国不对现行的制度做出重大改变，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美国政府根本无法把公共债务对GDP之比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相反，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公共债务对GDP之比将会持续攀升。换句话说，美国的公共财政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包括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内的美国总债务问题。2011年4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以2010年美国GDP数额为基准估算的结果为：美国国债数额是其100%，居民债务为91%，非金融企业债务为76%，金融机构债务为97%。
美国的一个民间机构专门开设了一个叫“美国债务钟”（http：//www.usdebtclock.org）的网站。进入这个网站的首页，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个屏幕的数字框，除了列举美国国债、美国各州债务和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美国个人债务等数据之外，这些数字框还列举美国的各项资产。网站声称数据来源美国官方。该网站的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美国总债务对GDP之比已经超过350%，其中私人债务对GDP之比在80%左右。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数据也进一步恶化。在该网站最中间显要位置，列出了美国社会面临的总债务。在我写作这一节时，该网站的该项数据为56.94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比美国要强得多。在日本，尽管公共部门和企业大量负债，但居民部门却是常年收入大于支出。
综上所述，我们对美国政府还有多少空间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付长达10年、20年的经济停滞，深表担忧。
除此两点之外，克鲁格曼所提的第四点“美国没有房地产泡沫”已无须我们论证了，因为历史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现在唯一可让我们为之期待的，就只剩下第三条“美国有优秀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这种治理模式能够再次促成创新革命的发生，仅凭这一点就可以令美国乃至全世界走出萧条。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这种预期不容乐观，目前美国政府的应对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应对，这种应对的危害就在于固化原有的产业模式。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基于克鲁格曼所做的上述预测，我们可以判断，欧美国家在这场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中，要想像日本那样通过持续的、经常性的财政刺激，“赖”上10年甚至20年，怕是“殊为不易”了。
只要是泡沫就必然要崩溃。2000年的经济危机是互联网引发股市泡沫破灭的结果；2008年的经济危机则是由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引起的。那么，又将是什么来造就下一轮的经济危机呢？现下正快速累积的主权债务泡沫，将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这一炸弹的引爆意味着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致命的循环
被政治操控的经济
至于未来的整体趋势，我仍维持我在《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所做的基本判断，那就是：目前是一个由谬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最后疯狂时期。在该时期内，世界各国政客的民粹行径也将达到顶点。为了掌权，政客们迎合选民的手段将趋于极致。在该时期内，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问题不但不会被他们予以正视和调整，反倒会被予以强化——政府不仅不会告诉人们真相，反而为了博取选票，再次开动印钞机，为日益恶化的债务支付账单。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呢？原因就在于经济周期与政策的稳定和经济政策的行为紧密相关。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经济学者发现，在一些公共支出和价格的变化中，政治因素往往起到主要的作用。譬如，在奥地利，公共汽车票价在选举前比选举后调整得更为频繁；在美国，社会保险金总是趋向于恰好在竞选前，而不是竞选后给付。
学者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公共支出很容易被选民观察到且最为他们所关注。这表明，政客们想通过选择特定政策工具操纵经济以赢得选举，如此一来就引起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认为，在西方选举制度背景下，执政者在大选年会经常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扩大自身党派的政治经济利益，创造短暂的经济繁荣，提升胜选的概率。威廉称这种因政治因素而产生的经济波动称为“政治景气循环（ThePoliticalBusinessCycle）”。
然而，上述论述在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Kalecki）看来显然有些肤浅。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波兰经济学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提出了另一种极有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工人总是倾向于实现充分就业的，而事实上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也完全有能力促进实现充分就业，但要长期维持充分就业显然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商人们不喜欢充分就业。失业的威胁消除之后，工人的自信心将提高，其力量随之壮大，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力也将增强。因此，商人往往倾向于反对实现充分就业，一旦出现充分就业，他们会竭力劝说政府放弃维持充分就业的努力。政府在劳资博弈中的摇摆，决定了如下情况的出现：在经济衰退和失业时，政府会为赢得选票而刺激就业，从而使经济扩张以致繁荣。此后，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罢工、生产率下降，这时商人和资本家的反对加强。迫于压力，政府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使经济进入失业和衰退。于是，工人怨声载道。接着，为了赢得民心，政府再次刺激就业，引发新一轮周期性波动。
关于此点，事实上我在前文有所论述，即讨论货币当局为什么会屈从，当时我的回答是，显然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当局屈从于这种诉求的直接动因是什么？其实，直接动因也非常简单，那就是由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政客们为了获取选票上台掌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施以干预。这种干预的结果就是卡莱茨基所指称的随着选举政治而波动的经济现象的出现。对于这种现象，卡莱斯基将其称为“经济的政治性周期”。卡莱斯基认为政治性周期的产生有三个基本条件：
1.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刺激经济的工具。
2.选民喜欢高经济增长、低失业以及低通货膨胀的时期。
3.政治家喜欢连选连任。
无法自拔的循环圈
不幸的是，现在世界多国完全具备上述的三个条件。这就意味着全球都陷于这样的循环中不能自拔：
首先是创新停滞，其直接结果是社会生产增长乏力。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行政支出、军费支出在内的社会支出大于社会产出，由此而形成产出缺口。这一缺口导致了初始的主权债务问题。政府在种种谬误的指导下，以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予以应对。
中央银行人为压低利率，进而造成信贷的扩张。它往往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和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和消费的项目。这自然能够造成一时的表面繁荣。在这样的景气时期，企业的现金流增加并超过偿还债务所需，因此产生投机的陶醉感，这无疑会强化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泡沫亦就此逐步形成，泡沫一旦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疾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这时，由于心理预期驱动出现了投机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将资产价格拉上天，使得每个人都能得到廉价的信用，他们似乎都赚得了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政府之所以采用这种通胀式的应对，其目的就是让包括家庭和企业在内的私人部门的信用借此扩大，让私人部门的财政赤字代替政府的公共财政赤字。这种人为压低利率的应对，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出大量错误投资的伪繁荣。
随着时间流逝，整个社会的时间偏好也开始改变。这时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加息，也不管政府有没有加息，事实上的纯利率都遵循着自然规律而上升（当然，当政府采取逆周期的货币操作即大肆扩张信用时，会导致这一进程放缓）。那些依靠低资金成本维系的错误投资和高杠杆化的运作，将无可避免地难以为继，继而便是衰退来袭，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而政府基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诉求，为了防止过度“去杠杆化”，又不得不救助那些错误投资。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01年的应对，就为这一政府行为做了最好的诠释。
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政府在原来的福利支出上又增多一笔对错误投资的救助成本。也就是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而将原本属于私人部门的债务主动地接下来。这种承接一旦成为负担，自然会对生产力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资金有着明显的急切性，而常规福利支出又带有明显的刚性，这无疑对直接影响生产力提高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形成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进一步制约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产出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更大债务的形成。面对这种形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但问题在于，此错误激励只会制造更大的泡沫。自2001年起，在美联储连续多达11次的降息刺激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随着时间偏好改变，纯利率上升，这些错误的投资都将难以为继，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更大的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