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场危机，从表征来看像是一场马克思式危机，但从实质而言，它是一场典型的熊彼特式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创新的停滞，而创新停滞的必然结果是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
认识不同，对策不同
华佗是东汉末年着名的医学家，他医术高明，诊断准确，在我国医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有一次，郡守府中小吏倪寻和李延一起到华佗那里求治。这二人都头痛身热，看起来像患同样的病。分别给二人诊了脉后，华佗却说：“倪寻应该把病泻下来，而李延则应当通过发汗来驱病。”两人对这截然不同的疗法惊诧不已，问：“我们两人的症状相同，病情一样，为什么吃的药却不一样呢？”华佗笑道：“你俩相同的只是病症的表象，倪寻的病是由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延却是由于外感风寒着了凉。两人病因不同，我当然得对症下药，给你们下的药也就自然不同了。”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服过药后，两人的病就一起好了。
但华佗的这种方法，现在仿佛越来越不为人待见了。在《资产负债表的衰退》（BalanceSheetRecession：Japan’sstrugglewithunchartedeconomicsanditsglobalimplications）一书的开篇，辜朝明（RichardKoo）这样写道：“在学术界，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才是日本经济困境的最重要原因，他甚至认为追究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原因已无关紧要了。这种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的方式得到了伯南克的赞同。”就现下而言，流行于像伯南克这样的、世界上最重要的财经官员间的治理理念居然是：探寻病因已无关紧要，直接实施疗法就好。
他们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直接施以疗法；而我“顽固”地抱着华佗式的认识，认为下药的前提必须得对症，如果病因都没找到，那么，开药就只能是凭着感觉而来的糊涂方子。在经济问题上亦是如此，这也是我习惯追根究底的原因，对经济危机发生机理的认识不同，那么对未来的预见就会有差异，应对的方法必然会截然不同。
本章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列举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对已发生事件进行分析。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原本简单的事件在错误的应对中，会被折腾得复杂、云深雾罩，令人理不清头绪。这就如同《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病一样，最初本不过是点小伤，就那点伤而言，无须医生施以汤药，只需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修养几天就能好。然而，这点小伤经各路人马好心的施救后，反而变得棘手，最后还搭上了平一指的性命。
令狐冲之病所昭示给我们的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背后的真相，那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应对策略，只会令问题更趋严重。那么，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种种，用反推法可知，咎在认识。
目前，在认识上的谬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和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为代表的财政刺激派；另一方面则是以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本“伯南克为代表的货币刺激派。
克鲁格曼与辜朝明的谬误
几年如一日的克鲁格曼
在学术界，克鲁格曼是以正统凯恩斯主义的扞卫者而闻名的。所谓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其核心的理念就是推崇以赤字预算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刺激。凯恩斯认为，随着经济步入衰退，私人投资将会缩减，这时政府应承担起责任，填补因私人投资减少所形成的缺口。克鲁格曼一直秉承、贯彻这种观点，甚至是更进一步。
在2008年12月1日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美国财政赤字与未来》中，他从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角度说明，财政扩张政策不但是目前解救美国经济所必需的，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繁荣。他写道：“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短期和长期之间的权衡；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同样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
3年后的2011年12月30日，克鲁格曼在其专栏文章中再次指出，在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能的背景下，如果进一步缩减政府开支，将会使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下降，应当等到经济更强劲的复苏之后再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再次恶化，根源就在于过早地采取了反凯恩斯政策。他以此来证明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他说：“发达国家不应放弃财政刺激政策。”
到2012年5月30日，克鲁格曼又发出英国政府应该降低其财政削减的呼声。他认为英国政府应提升财政支出以扭转不断扩大的经济下行趋势。这位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表示：“担忧债务和赤字无可厚非，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
财政刺激阻止了经济末日到来吗
辜朝明与克鲁格曼持相同观点。在谈到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时，他曾这样表述：“日本当前虽然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国债，但是如果政府不以此去刺激经济，那么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跌至高峰时的一半或1/3。”他认为正是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多年，才得以成功地阻止了日本经济末日的到来。
在分析日本失落的20年时，这位首席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没有减少，主要得益于两大要素：
第一大要素是庞大的个人储蓄。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员工成了企业债务偿还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受害者。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员工在奖金和红利减少甚至完全取消的情况下，需要支付的住房贷款和教育费用却丝毫没有减少，于是很多人不得不开始动用以前的储蓄来弥补亏空。这种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沉重的，但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却使滞留于银行系统内部的资金减少，起到了支撑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要素则是财政刺激，这是辜朝明先生认为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一书里，他特别强调“最为重要的进展出现于政府部分”。在辜朝明看来，财政刺激就是指政府发行公债并扩大支出。“由政府出面借出并花掉个人存在银行里被闲置的存款，能够确保每一笔1000日元收入最终都能转化成1000日元（900日元+100日元）的支出，通过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使经济形势迅速稳定下来。”
在第一个失落的10年里，日本六大城市商业不动产价格暴跌87%，这导致1500万亿日元的国民财富灰飞烟灭，没有哪一家企业可以在一两年内修复遭受重创的资产负债表。辜朝明认为：“对于一个正常的企业，这样的过程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而那些不幸在泡沫高峰期购买了不动产的企业，则可能需要长达20年的时间。”在资产负债表修复期间，企业只要有现金收入，就会用来偿还债务，而且只要这个过程不结束，它们就始终不会从个人储蓄部分借贷。这样一来，政府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利用财政刺激来抑制通货紧缩缺口（DeflationaryGap）的出现。
也正是因为如此，辜朝明认为：“正是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才成功地阻止了国民生活水准的快速下降。事实上，在损失了1500万亿日元国民财富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能维持在泡沫经济时期的最高点以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使这个奇迹成为现实的，正是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
恶化的债务还能维持多久
除了货币把戏之外，财政的把戏也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财政把戏与货币把戏一样，从长远看，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从宏观而言，正是这年复一年的财政刺激，使得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情况一日糟糕过一日。自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债务占GDP的比一直在恶化。该数值从经济泡沫破灭之前的50%，攀升至目前的200%以上，超出位于第二位的希腊60个点，为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另一项数据——政府净债务余额占GDP之比也同样让人惊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的该数值是128%，超出第二位的意大利近30个点，亦为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唯一稍微好些的只有财政赤字规模占GDP的比重这一项，但仍然高达8.14%，远超过发达国家所公认的3%这个警戒标准。综合上述三项指标，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其债务风险系数一直属于最高国家之列，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次三番地将其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相提并论。
辜朝明无视债务和赤字而一味赞扬政府财政刺激的论调，与克鲁格曼对“比债务和赤字更重要的事情”的关注是何其一致。可见，事实上辜朝明与克鲁格曼一样，认为追究日本陷入今天困局的原因已经无关紧要——无可否认，他发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关键问题，他也几乎就要跨过问题之门了。但可惜的是，就在这时他停住了脚步——他没有回答如下问题：日本的经济问题固然是由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所引发，但资产负债表又是因何恶化的呢？对于这个根源性问题他显然不准备回答，他转而投向了克鲁格曼和伯南克式的应对策略——不纠缠于问题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
为了防止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辜朝明力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运行，哪怕债务状况恶化也在所不惜，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
这种不缠于病因，直接施以疗法的方式，我是持批判态度的。其实，辜朝明自己亦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必然要崩溃的，只有支持这一观点，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论才可以成立。既然资产价格泡沫必然破灭，那么债务泡沫又何尝不可能破灭呢？！权威研究表明，债务总额占GDP的50%左右是相对合理水平。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0%，该国经济增长将陷于迟滞；如果债务占GDP超过100%的话，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负担将使未来削减财政赤字十分困难。
关于财政刺激的应对问题，早稻田大学（WasedaUniversity）研究生、院财经研究所的野口悠纪雄教授，比辜朝明先生更务实和冷静。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验并不值得炫耀。”从日本愈发恶劣的债务状况而言，野口君的这一观点有其道理。
我们再从微观上来予以探讨。如果把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报发布比作电影颁奖礼，那么2011年的“金酸莓奖（GoldenRaspberryAwards）”当之无愧的得主应是这三个倒霉蛋——松下、索尼、夏普。这三家日本最大的消费电子巨头的亏损总额累计达1.6万亿日元。
2012年3月，松下发布了2011年的年度财报，以7720亿日元一举创下了继1918年成立以来的最严重亏损纪录，而且这已经是它连续亏损的第5年了。“难弟”索尼亏损比松下少近40亿美元。根据索尼5月10日公布的财报数字显示，2011财政年度，该公司净亏损4566.6亿日元，也创下了该公司的历史纪录。同样，这也是它连续亏损的第4个年头。亏损排在第三位的是夏普，根据2012年4月27日夏普的官方消息，夏普2011财年销售收入30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8.7%；净利润亏损为46.6亿美元，同样刷新了公司最大亏损纪录。
但10年前的日本企业可不是这样的。在日本失落的头10年里，虽然资产负债表恶化严重，但当时的日本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说明当时日本产品在海外还有广阔的市场，企业仍然在不断地创造利润。为修复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企业拿到利润后立刻去还债。到2003年，日本的净债务偿还额已经上升到每年30万亿日元以上的空前规模。
那么，为什么日本企业于近年来出现了集体沦陷的现象呢？我认为两大原因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就微观层面而言，这些企业为了努力偿还债务，尽快修复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它们不得不控制成本。如此一来，就自然对其经营行为中的科研、市场，甚至是质量投入，都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长期来看无疑会对日本企业的竞争力造成巨大的伤害。
其次，就宏观层面而言，积极的财政刺激及货币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加快了工业化步伐，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使得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下降。
由于资源的匮乏，日本是一个原材料进口国，其赖以发展的模式就是：大量的进口原材料，加工为工业制品，然后再予以出口。在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中，日本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在过去日本是出口远大于进口的，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情况开始逐渐变化，进口和出口开始持平。
也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所带来的好处。相反，却由于与新兴工业国竞争而招致国内产业的疲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支撑了日本原有的产业模式，使其丧失以创造性破坏为主要形式的产业优化和调整。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不仅没能升级，反倒被固化了。产业结构还是那套老模式，但原来使之成功的要素，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却发生了相对改变。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加入，上游的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却持续下降。这时，日本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竞争，其竞争力就可以想见了。
日本企业的集体沦陷再次证明了米塞斯谏言的真理性。希望克鲁格曼和辜朝明先生能认真地读一下这句话：“货币和财政的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政府的债务状况年复一年恶化下去，它又能维持多久呢？这的确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异同
前文中我们已就财政刺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那么在本节来对货币刺激予以探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伯南克正是当下货币政策的掌权者，所以了解伯南克的观点，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