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10节清代文学流派
浙派词
清康熙、乾隆时期的重要词派。此派创始于朱彝尊。他持论标举南宋，认为“世人言词，必
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推尊姜（夔）、
张（炎），曾在自题词集里声称：“不师秦七（观），不师黄九（庭坚），倚新声玉田(张
炎)差近”。他强调指出，“词莫善于姜夔”（《黑蝶斋诗馀序》），认为词作“姜尧章氏
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崇尚醇雅，要求“词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朱
氏词论实是针对当时词坛颓风而发。明代以来，词风的主要倾向不是
》的影响，囿于闺阁儿女、花草闲题，就是“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
合”(《水村琴趣序》)。因此，朱彝尊想用清空醇雅之辞，以洗纤靡淫哇之陋，以纠粗率叫
嚣之律。其论有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但他的理论更多地重视字句声律上功夫，对词的内容
虽说过宜“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红盐词序》），但又鼓
吹“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紫云词序》），将词引向了狭窄的境界。其说正
是清朝文网渐密、文士远祸避害心理的反映。朱氏选辑的《词综》，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朱彝尊词论引起颇大反响。“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静志居诗话》）
。其同里友人相与唱和，互相标榜，于是风靡一时。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岸登皆有词
集行世，与朱彝尊共称浙西六家。播扬朱彝尊词论最力者是厉鹗，他不仅从理论上继续申述
朱氏之说，而且创作上成就亦较显著，使浙派的势力更加兴盛。
浙派词自厉鹗之后，虽仍保持一定影响，但声势已不振。这主要是因为包括朱彝尊、厉鹗
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窄，对于意境的追求也比较单一，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
借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
中，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在此种状况下，浙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
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转委顿的态势，但并未造成很大影响。
常州词派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
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
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
》、《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
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
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只录44
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张炎仅收
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实意义之作，
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他竭力推尊词体，
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用“敷衍古体
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
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
、吴文英诸家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
寻求前人词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
解释有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
上高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
恒、陆继辂、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
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
《箧中词》卷三），但他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
》），深化了张氏词论。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
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但
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词辨》仅存的“正、变”
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应歌之作，划为“正”体，
而将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难以索解。晚年所著
《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代。并主张“问涂碧山（
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
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蝶恋花？柳
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
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 和姚鼐
。因为方
、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
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
，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方苞认为：“义即《易
》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
之文。”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
内容和形式相统一。方苞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
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
因声求气
”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
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
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
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
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
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
，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
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
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
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
”（《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
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 、姚鼐之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
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 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
曾亮、方东树、姚莹等。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
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
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
流传尤广。
阳湖派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
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
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
恽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苏洵的文章，李兆洛、张惠言本治汉赋和骈文。他们接受桐城派的
主张，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张、李又主张文章要合骈、散两体之长；恽敬又主张兼学诸子
百家。恽敬说：“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
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补救桐城派行文单
薄和思想上专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对桐城派作者有不满，如评方苞文“旨近端而有
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上曹俪生侍郎书》），评刘大 文“字句极洁而
意不免芜近”(《大云山房言事》)，评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论”等。但他自己的文章，
也有比较驳杂和矜饰的缺点，不如桐城派那样雅洁自然。阳湖派的主张，不像桐城派那样拘
谨狭隘；他们的作品，与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长，并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于恽敬、张惠
言曾受桐城之学，故文学史家也有把阳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