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武装部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办公室里跟我说：“你的那把枪，由我们保管吧！”
“枪？什么枪？”我瞪大眼睛，十分诧异地盯着他。
“手枪，五四式的。”他斜靠在沙发上，往前倾了倾身子，把烟灰弹到烟缸里。
“开玩笑，我哪来的什么手枪，真的，假的？”我紧张地笑了笑，从他对面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摊了摊双手。
“真的。你确实有一把枪，是我们发给你的。”中校又往烟缸里弹烟灰，但烟头掉到了茶几上。他慌忙把它拣起来，又拍了拍裤子，把散落的火星拍到了地板上。
“嘁，简直是笑话，你们什么时候发给我枪了？”我认为这位肩上扛着“两毛二”肩章的家伙在恶搞。
“去年就发给你了。”他平静而肯定地说。
“去年？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会发给我枪呢？”我感到莫名其妙。
“您不是普通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并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中校特意用了“您”来尊称我。
“我只是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又不是军人，怎么会持有枪支呢？”我还是希望他明白。
“是的，您不该自己持枪，所以我们替您保管。”他诚恳地向我解释。
“可是我没有枪，不存在由你们替我保管的问题。”我争辩着。
“您有枪，这是规定。”中校一字一句地说，“您的职务和您分管的工作，都需要配给一支手枪。这是规定，也是您的待遇。您公司的职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预备役士兵，所以您一定要有枪。我说明白了吗？”
“你是说明白了，可是我却听糊涂了。”我急得面红耳赤，“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到你所说那把枪，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不管您见没见过那把枪，您实际上都拥有那把枪。手枪，五四式的。现在我们请求您把枪交给我们保管，这是枪支管理办法里明确规定的，请您配合。”中校从沙发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我。
“真是荒唐。我确实没有枪，你们可以彻底地搜查嘛，谁都知道私藏枪支是违法的，我怎么会弄把枪藏着呢？”我焦躁不安地大声嚷着。
“您说得对。正因为私人不能持有枪支，所以我们区里枪支管理部要统一保管。”中校保持着立正的站姿。
“可我没有枪，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话？”我急得想跳起来。
“不是我没听懂您的话，而是您没听懂我的话。从理论上讲，您的确该有一支枪，手枪，五四式的。但它不能由您随身携带，得由我们归口管理，必须存放在上级指定的军械库里。”中校耐心地告诉我。
“你等等，让我把头绪理一理。因为我的职务和分工，我好像应该拥有一支手枪……”
“不是好像，是真有一支手枪。”他打断了我。
“好吧，就算我有吧。”我摆了摆手。
“不是算有，是真有。”中校又打断了我。
“好吧，我算服了你啦！那就真有一把枪，我却从未听过，也从未见过，今天你专门来取这支根本就不存在的五四式手枪并要替我保管，是这样吧？”我彻底迷惑了。
“差不多吧，就是这样。”中校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你拿走吧。”我绝望地摊摊手。
“不行。凡事都要有程序，何况是枪支管理这种大事呢，更是马虎不得。”他口气威严。
“那好吧。什么程序？我大喊一声‘手枪’，你听到后回答我，‘由我保管’如何？”我几乎要疯掉。
“没那么简单，这不是儿戏。”中校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是枪支保管委托书，请您签字。”
“好吧，我签。”我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签字笔。
“还有，这是两份收据。”中校又掏出两张薄薄的小纸条递过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望着他。
“这是枪支保管费。一张收据是补交去年的，另一张是预交明、后两年的。”
我赶紧让财务部门把钱交给中校。从此以后，我也就成了一位有枪的人。
嘴巴印钞机
老钱讲课出了名，人称“讲课专业户”，自封“嘴巴印钞机”——赚了不少钱。
二十多年前，他就开始沿着铁路线四处讲课，那时外出讲课的教师寥寥无几。老钱当时只顶个讲师的头衔，所到之处却有不少人称他为教授。这种叫法着实让老钱美滋滋地脸红了几回，喊的次数多了，他也习惯了，不再半推半就地去更正。事实上，凡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常被圈外人视为教授。有时候，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学生厕所的保洁员也会获得校外人士的“教授”尊称。更何况，在老钱看来，教授头衔也是迟早的事儿，早喊几年只相当于提前支取利息而已。
那些年的讲课报酬很低。一个课时也就是三五块钱，讲一天下来，能凑个20块钱的整数就不算少了。那时教师的工资一个月也不外乎60块左右。
靠讲课，老钱成为全校先富裕起来的少数教师代表，“万元户”的桂冠“压”得他飘飘然。同系的老师们说，老钱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夸张而放肆地打饱嗝。教研室开会时，老钱偶尔还能从跟随着他走南闯北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把花生、大枣之类的外地特产请同事们吃一吃。大家既羡慕又有点儿瞧不起。
凡事就怕持之以恒。一晃二十多年了，老钱在校外讲课从未间断过。他的名气大了，报酬高了，收入多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只是教授的职称没有评上。老钱也看透了，不再缠着领导要职称，也不再拿着药瓶跑到人事部门以死相挟了。他发了疯似的满世界讲课，自己买了辆“本田”，早就替换了十几年前的破自行车。远途讲课也不用坐火车硬座，整天飞来飞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专职飞行员”。
除了赚钱，老钱这些年至少还赚了四任新太太（原配夫人早离了）。据说，每到一处，女学生中总有一些崇拜者簇拥着他。他自己也不避讳，常夸口“打起行囊走天下，处处是我家”。系里的同事们又说他是“播种机”，邻居们传言常有操着各地口音的年龄不等的男孩女孩敲他的门认爹。
老钱的名声大了。从街头上的各类招生、办班的小广告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有人说，老钱太狂了，竟说自己的嘴就是“印钞机”，结果被税务局盯上了。一查果然不负众望，个人所得税几乎从未交过。补税、罚款加判刑，一样也没少。
半年后，老钱又获得了自由。他只在家里歇了两天，又重操旧业，发誓要把损失夺回来。
人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老钱这一次出来好景不长，先是嗓子出了问题，突然就失声了，在讲台上只见双手乱比画，大嘴跟着一张一合的，就是听不到动静。他只好到医院治疗，声带做了手术，后来好不容易出了院，算是能说话了。回到家里，不知是哪路歹人，假装前去探望，愣是把老钱捆到椅子上，用铁棍把他的膝盖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的第四任太太报了警，警察赶到现场，一询问，老钱矢口否认，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的。
老钱有些日子没出去讲课了，因为现在经常能看到他架着双拐在家属区的小花园里散步，嘴里不停地叨咕着，像是在讲课。
背后
除了工作，康老板没有别的爱好。
他乏味、单调，在员工们眼里，康总是一个工作狂，一部永动机，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抽象的人。
他是公司的创始人，拥有偌大一家公司，既是董事长又兼总经理。
康总是商界的成功人士，是他人议论和关注的焦点人物。一个成功者的背后总有一连串感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却无人讲述，包括媒介小报。从康总口中，只能听到工作。
公司里没人谈过老板的私生活。他们看到的老板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或谈判桌前、主席台上。他早来晚走，不玩牌、不搓麻，更不玩企业家们独享的高雅的高尔夫球。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老板似乎没有女人。他从不跟公司里的美女们眉目传情。在这方面，他简直不像一个现代老板，甚至连标准的男人都谈不上。没有女人的日子对于男人，特别是有点儿地位的男士来讲，那就如同在没有阳光和空气的环境里生活。
然而，康总生活得很好。他四十多岁，相貌堂堂，独身一人，脸上没有缺憾的神态。
为了钱？为了财富而放弃了情感？似乎不像。他曾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救灾济困。为了名？他一贯低调，尽量避开媒体的追踪吹捧。他有病？只能是这样。有人背后嘀咕过，说他那玩意儿不行，是个包装精美的废品。
康总交往极少，言语不多。从秘书嘴里，人们只知道他喜欢读书。员工们都怕他，觉得他很神秘，很冷酷，很无聊，很枯燥。个别自信的小姐曾试图去扰乱他的方寸，均遭冷遇。他是一个无法接近的人，女士们说，看到他那张脸，就像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表情神态到声调语气都给人一种危机感，比法院公告还严肃，据说没有人看见过他的笑容。
突然有一天，公司上下传播着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康老板笑了。那是秘书亲眼所见，这秘密也是从秘书嘴里最先泄露的，绝对可靠。
何时、何地、何种原因使老板那张水泥浇铸的面孔恢复了笑容？在追悼会上。
老板的一位朋友也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英年早逝，他生前是政府最年轻的领导干部。康总一身黑装参加了朋友的吊唁活动，他缓缓地经过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了三躬。他向死者的亲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并紧紧地握着朋友遗孀的手，把嘴贴近她的耳朵，深情地说：“这回该轮到我了，我等了你二十多年，我觉得我有资格有条件得到你。”
“是的，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她声音颤抖着。
那一瞬间，一丝笑容从老板的嘴角散开迅速扩展到整个面部。
秘书说，她看得真真切切。
耳鸣
从老婆出国的那天晚上起，他就感觉到耳鸣。
他躺在床上，耳朵里老是有响声，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嗡嗡地叫，一会儿又吱吱地响。他烦透了，翻来覆去地睡不踏实。向左边躺着左耳朵的声音大，向右边翻身右耳朵的响声大，他干脆平躺着，那样似乎好些，但两个耳朵里总是不清静。
第二天上午，他早早地去了医院。他把症状跟大夫做了详细的描述。医生认真地检查了一番，说他中耳有炎症，让他先打三天的抗生素，还开了口服消炎药。
三天过后，耳鸣的症状仍未消除。他决定去看中医。中医为他号过了脉，还看了看舌苔，最后确诊为肾虚。大夫建议他节制房事，并给他开了汤药，让他用砂锅煎服。他觉得还是中医说得有道理。
吃了一个礼拜的中药，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里有些慌了，决定再去精神病院的心理科看看。医生非常耐心地听了他的自我感觉，并详细询问了他的成长经历，提出了许许多多很有意思的问题，比方说，小时候你的父亲揪过你的耳朵没有，是否有过性幻想之类的事情等等。他一一做了回答，大夫建议他心理放松，早晨不要赖在床上，要对着绿色植物做深呼吸等等，还给他开了些调节情绪的药物，包括维生素等。大夫说，过一周后再来瞧瞧。
他把西药、中药和调节神经、辅助睡眠的药一块吃，吃得胃里很难受，食欲大受影响。一个月下来，人瘦了许多，但耳鸣的症状还是没有消除。
妻子如期回国了。他一脸沮丧地向老婆倾诉自己的病情和承受的痛苦。
“耳鸣？耳朵里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话，还嗡嗡吱吱地乱响？奇怪，你老是得一些怪病。哎，你把我那个袖珍收音机弄哪儿去了？我本来出国时要带上的。”她一边说一边去床上四处翻，她把他的枕头使劲一抖，从枕套里掉出了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
“呸，还耳鸣呢，收音机一个多月没关，都快没电了。”老婆冲着他嚷道。
报警
大刘最近眼皮老跳，左右都跳，跳得他心里很烦。
他总觉得要出事儿，“眼皮跳，灾祸到。”他小时候就听老人念叨过。
大刘平时不迷信，只是最近几个月，心里才开始犯嘀咕。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老婆下岗后迷上了美容、化妆、养颜之类的回春术，整天地跑发廊、驻颜屋、洗浴厅等有争议的场所。大刘怕老婆由于年轻失业而改变了人生观，顺势滑进另一种不体面的生活方式中去。
他属于“怕老婆”的大多数男人之一。对于妻子的选择，只能提出间接建议，而不能直接反对。看着老婆一天天变得花枝招展，香气熏天，他心里酸溜溜的，又担心被坏人利用。
老婆性情开朗，无所顾忌。对于大刘的忧虑她不屑一顾。
粗心大意容易出问题。一天傍晚，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盯上了，劫财加劫色。手提包和项链、戒指全让人抢走了。劫色未遂，只是把胸衣和裙子撕开了，如果不是有汽车路过，她的清白肯定保不住。
大刘越发紧张了。他不敢过多地怪罪老婆的穿着打扮容易诱发别人犯罪，只劝她小心点儿，别深更半夜才回家。
过了没几天，大刘下班后发现家里的门敞开条缝。他心里一紧，蹑手蹑脚地溜进客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啊，他老婆满脸是血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那血从额头到脖子，红红的，稠稠的。他吓坏了，断定妻子遭到了不测。人看来是救不活了，脸上的血差不多快凝固了。大刘镇定地从房间里退出，他怕破坏了作案现场，影响警察破案，之后用手机迅速拨通了“110”。
警察一阵风地赶了过来，他们进入客厅准备验尸。他老婆一骨碌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嘴里尖叫着。她说，吓死我了，我刚做了个恶梦，有人要杀我，你们警察就来了，怎么这么灵呢。你们警察怎么知道的，你们还管做梦的事儿？
警察们大眼瞪着小眼，大刘战战兢兢地指着老婆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老婆笑得前仰后合，说这是西红柿美容法，效果可好啦！
警察们悻悻而去，大刘跟在后头直向警察说对不起。警察倒挺开明，说没关系，我要是看到一个女人涂成这模样躺在那里，我也会报警的！不过，下次你看准点，看看她到底喘不喘气。
如果
初中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姓关，四十来岁，尊名一时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学生们背后都喊他“关大腚”。
关老师的脾气急躁，说话有点儿大舌头，吐词不是很清楚，常把“定点坐标”说成“腚眼坐瓢”，男同学吃吃地偷着笑，女生们则红着脸低着头。
我们一致认为，教师这个职业限制了关老师个性的发挥，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关老师上课时常说：“如果我不是老师，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让你这个小兔崽子叽里咕噜地滚到粪坑里去喝屎汤子。”还好，他始终没动过脚。
他有时指着我们说：“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就一巴掌扇过去，扇倒你们一排，让你们满地爬着四处找牙。”我们吓坏了，眼睛一直紧盯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生怕朝我们抡过来。
他还说：“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会把你们这些猪蛋子一样的脑袋一个个全切下来，拿到操场当球踢，直到踢烂了为止。”当时我们有不少同学为这事做过恶梦。
关老师曾经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不是老师的话，我非得把你们剁成肉馅，然后包成饺子。我才不稀罕吃呐，我嫌臭，我要把这些饺子喂我家的狗。对，我家没养狗，那就喂我二大爷家的狗，呸，我没有二大爷。笑什么，再笑我撕烂你的狗屁股嘴。”
对于女学生他也不管不顾。他把我们班最漂亮的班花从凳子上拽起来，大声喝斥道：“如果我不是老师，我就把你这个小狐狸精扔到火堆里去，烧成灰！”
关老师如今已不在人世了。临终前，他曾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年。
同学们聚会时，大家经常提到他，总觉得不知是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大家一致认为，幸亏他的那些“如果”保护了我们。如果关老师不选择教师这个工作，不知会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手下。
怪物
庄稼人不识字，只认得庄稼。
庄稼汉生了个儿子是个怪物，三岁时就能把糊在墙上的报纸念出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