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收的不是钱——他从来不从富豪朋友那里拿钱。但是请他住北部森林里的小别墅、南方的钓鱼场或狩猎小屋，他就会接受，而且还常常这样做。例如，1946年，美国钢铁公司董事兼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种植场主之一卡森·卡拉韦和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一起在前者位于乔治亚州的庄园里招待艾森豪威尔。湖里的鱼很多，三个人一个下午钓了两百多条大口鲈鱼。他们在打鹌鹑的时候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一直都参加这类活动。他经常狩猎钓鱼，而且往往是在美国最好的场地，享受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条件。他还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他能在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纵情玩乐。他出任陆军参谋长后不久，塞维·蔡斯俱乐部吸收他为会员，纽约、乔治亚州及其他地方的专属俱乐部也对他敞开大门。由于艾森豪威尔年收入约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他能够不时享受那些富豪专用的娱乐活动。
艾森豪威尔夫妇也住进了前所未有的豪宅。他们搬入了迈尔堡一号寓所。马歇尔曾经住过这幢房子。而在马歇尔之前，房主则是麦克阿瑟。这间老式大宅里有宽敞的房间，可以装下玛米所有家具和络绎不绝的客人。院子也很大，艾森豪威尔一家从马歇尔家接管了一群鸡，包括三只公鸡和二十四只普利茅斯·洛克种母鸡。有了这些鸡，艾森豪威尔很高兴，这激起了他的农民本色。但是不久之后，不幸降临。1946年6月，艾森豪威尔在给马歇尔（当时在中国）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来信告知失望与灾难的消息，与鸡群有关。”最先死去的是一只公鸡，接着死掉两只母鸡，最后整群鸡死了一半。艾森豪威尔请来了兽医，建了一个新鸡棚，在饲料里加了维生素，还试验了其他办法。但令他沮丧的是，鸡还是不断死去。马歇尔用军人的刚毅来看待这个消息：“别为那些鸡发愁，”他回信说，“如果它们让你费心，成了负担，就处理掉算了。”
二十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有了一块可以耕作的土地，他兴致勃勃地开始工作。他直接找行内最权威人士要种子。1946年，亨利·华莱士给他送来了种子。他在成为农业部长之前是一个着名的植物遗传学家；1947年给他送种子的是阿特利·伯比。他给自己种玉米、番茄和青豆，给玛米种矮牵牛花（伯比把一种矮牵牛花新品系命名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夫人”）。接连两年他都急于开始工作，在3月中旬就在花园里播种，结果后来遇到了霜冻，不得不补种。
他和玛米相处得比以往更加融洽。他们经常一起旅行——他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夫妻俩去了每个州。虽然他会抱怨日程太紧，但他还是很喜欢旅行，因为玛米能和他在一起。她的医生认为她可以坐飞机，条件是飞机要飞在五千英尺以下。他们数次去海外旅行，和美国各所大学一样，外国政府也急于邀请艾森豪威尔去做客并演讲。仅1946年一年，他们就参观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日本、中国、朝鲜、巴西、巴拿马、墨西哥、德国、意大利、苏格兰和英格兰。
玛米长胖了，体重增加到了130磅。1946年末，艾森豪威尔对朋友说：“玛米的身体前所未有地健康。唯一的困难就是她所有衣服都穿不下了。这对她来说是一场灾难。”一年之后，她还是为自己的体重和衣柜而担忧，而艾克仍然为她身体健康而高兴。
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保持着正确与正式的关系。他们从未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也没有进行亲密的合作。马歇尔一直是罗斯福最亲密的军事与战略顾问。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则完全不同。杜鲁门从不咨询参谋长的意见。执政期间，他在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或苏联封锁柏林等带有重大军事影响的决策方面都是自行其是。
在这些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竟没能参与决策，着实令人惊讶，因为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有非常多的共同点。这两人都出身于农民或商人之家，祖先是身强体壮的开拓者；老家相距不到150英里；1905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兄长阿瑟曾在堪萨斯城寄宿学校内的一间宿舍内同住；两个人虽然都来自中西部，但观念上都是国际主义者。
杜鲁门支持美国武装力量实现真正的统一，对此艾森豪威尔表示欣赏，他本人坚决支持统一。他甚至建议各军种都穿统一的制服，还提出第三学年时把陆军学员派往安纳波利斯（译注：美海军学院所在地。），而把海军学员派往西点军校交流。这两个人都对海军陆战队抱有一般陆军的偏见。虽然两人都没有公开说过，但他们都想取消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称，其实这才是统一各兵种的主要目标。
尽管他们有这些共同之处，但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从未成为朋友；实际上，他们互存戒心。艾森豪威尔与民众打成一片，杜鲁门必定会心怀不满。例如，1947年6月6日，两人曾乘坐总统专机“圣牛号”飞往堪萨斯城，吸引机场上记者的是艾森豪威尔，不是总统。在欢迎第35师回国的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是艾森豪威尔，尽管这个师是杜鲁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服过役的老部队。
艾森豪威尔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美国面临的最棘手的军事问题，是制定原子弹政策。在这个领域内，艾森豪威尔并无多大影响，部分原因在于杜鲁门。尽管他自觉不如艾森豪威尔，但他决定将权力与责任掌握在白宫之中。另一个原因是艾森豪威尔忙于行政事务、视察和演讲，很少有时间考虑这种新武器的潜在影响力。
艾森豪威尔把原子弹叫做“这个恐怖的发明”，希望国际社会共同控制这种武器，但是制定理智的核政策，却与美国对苏联日益加深的怀疑发生了冲突。艾森豪威尔出任陆军参谋长时，美国在原子弹方面的当务之急就是人们对许多情况都不了解。这种武器的爆炸威力有多大？其他国家制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多长时间？应该发明怎样的运载系统？原子弹在外交上的作用如何？对常规战争的作用如何？除了这些问题，艾森豪威尔及参联会还被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错误认识所困扰。有许多人认为，原子弹使陆军和海军过时了，美国对于原子弹的垄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政策。
最使人感到恐惧的是，人们将原子弹当成普通的武器，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需要多少就制造多少（威力想多大就造多大）。如果美国坚持对其实行垄断，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不管怎样，垄断作为一种政策，并无可取之处，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不出五年，苏联也会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对原子弹政策的态度与对苏联的态度紧密相联，两者不可能分开进行讨论。因此，这是研究艾森豪威尔对苏态度的关键点。他从德国回来时，仍然对苏持友好合作的态度。1945年11月，他在国会某个委员会作证时，有人要求他判断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他答道：“与美国展开较量，苏联得不到丝毫好处。我相信，如今苏联的指导性政策就是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他在五角大楼就职后三天，给朱可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他春天到来时访问美国，并希望其他苏联官员也能来访，因为这些交流能够促进理解与信任。朱可夫答复说自己希望能来。同时，他向艾森豪威尔赠送了新年礼物，包括一大张白熊皮。1946年3月，朱可夫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一些苏联的美味。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他访美，并说：“我至今认为，我和你的友好谈话，是我所经历的最愉快、最受教益的时刻。”
但是到了4月，朱可夫离开柏林返回莫斯科，稍作逗留之后就前往敖德萨的某个军区就职。杜鲁门任命的驻苏大使比特尔·史密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称朱可夫已经失宠。谣传朱可夫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众所知周的友谊。朱可夫再也不可能访美了。
1946年这一年，美苏关系急转直下，美国还有人信口胡说两种制度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艾森豪威尔深感痛心。6月11日，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国务卿和参联会讨论了苏联在欧洲发动攻势的可能性。这种讨论使艾森豪威尔大为生气，因为他觉得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不认为苏联人想发动战争，”他告诉杜鲁门，“他们现在通过武装冲突能得到什么？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他之所以有此判断，是来自于他的现实考虑，而不是任感觉，或是一味相信苏联人。艾森豪威尔明确告诉杜鲁门，苏联还不够强大，根本无力发动进攻。在这次会议及许多类似的场合中，他要求别人能够提出证据，无可辩驳的证据。有什么能说明苏军企图突袭西欧？他根据经验判断，要发动这样一次攻势，必须有周密的后勤保障。在东德，哪里有补给品集中存放的迹象？
1月之后，前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送给艾森豪威尔一本他最近出版的关于世界事务的书。布利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冷战卫士，也是国务院反苏团体的领袖。他的观点很简单，却很惊人。他断言：“苏联即将对西方发动攻击，现在大致相当于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调动部队的阶段。”他将斯大林比作希特勒（在华盛顿，这种说法越来越常见），并宣称：“苏联最终的目标是征服世界。”艾森豪威尔觉得这纯属胡说八道，对这些事根本不相信。他告诉史密斯，布利特的书只会“大骂苏联”，自己不会再读它。他也没有读过乔治·凯南以“×先生”的笔名发表的着名文章。那篇文章也称苏联有意征服全世界。
蒙哥马利赞同艾森豪威尔的观点。1947年初，他在担任帝国参谋总长时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苏联这个国家已经疲惫不堪。它遭受了惊人的破坏，根本无力再发动战争。”他认为，十五至二十年之后，苏联才有能力再打一次大战，并认为，目前说英语的民主国家应当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进行威胁与辱骂。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自己完全赞同他的看法。
艾森豪威尔相信和平的关键作用，对国际合作充满信心，这一切使他成了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其坚定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同僚乃至部下。他期望联合国能够建立一支真正的维和部队；而美国能向它派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分遣队。他派遣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马休·李奇微将军参加这支潜在的维和部队。他是一个谨慎的军人，在不确定能否在苏联境内建立有效的核查制度之前，不准备放弃对原子弹的垄断。但他仍然相信联合国尽早会控制原子武器。这也正是他非常期盼的结果。
但是，各种重大事件、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和周围的舆论氛围，不断销蚀着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进行积极合作的希望。在波兰及其他地方，苏联无视当初雅尔塔协定中在东欧举行公平自由选举的承诺，擅自采取高压手段。在德国，东西双方的政策差距越来越大。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国与苏联相互指责。在希腊爆发了激烈的内战，苏联人采用了被艾森豪威尔称为“政治施压与颠覆战术”希望控制新的领土。令人惊讶的是，1947年原先一直支持希腊保皇派的英国宣布无法控制局势，撤出了希腊。杜鲁门和国务院迅速作出了强硬的反应。3月12日，杜鲁门宣布了遏制政策。
当时担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刚从莫斯科开完外长会议回国，艾森豪威尔与其交换了意见。马歇尔与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一心希望以战胜国的合作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他承认，与苏联和睦相处看来已无可能。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问题主要在于德国。欧洲的复兴显然很有必要，而这取决于德国能否恢复生产。苏联非常害怕德国，不会允许它复兴。艾森豪威尔同意这种分析，也造成马歇尔更全面的看法：欧洲的复兴对美国自身的利益至关紧要。
于是，到了1947年年中，艾森豪威尔慢慢地成了冷战的支持者，虽然他的立场转变有些勉强，但相当坚决。他断定苏联人虽然与希特勒不同，但确实很有侵略性。与许多冷战斗士不同，他不相信苏联正在准备发动战争。他继续认为，即使美苏近期内不能进行积极合作，但和平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按当时的说法，他对苏联很“软弱”，比杜鲁门软弱得多，更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共存问题。
1947年，艾森豪威尔私人生活中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家中增添一个媳妇。在维也纳服役的约翰与芭芭拉·汤普森坠入爱河。芭芭拉也是军人后代，是汤普森上校和珀西·汤普森夫人的女儿。众人为婚礼准备了整整六个月。玛米既紧张又激动，而艾克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实际上他非常关心，给远在维也纳的约翰写了许多长信，商讨相关事宜，为儿子结婚前后的工作发展建议，亲自制订婚礼安排，买了一辆小汽车作为结婚礼物。毕竟约翰是他的独子，这是他当公公的唯一一次机会。
1947年6月10日，婚礼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教堂举行。婚礼结束后六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向儿子暗示，自己很想有个孙儿或孙女。
对于担任公职的艾森豪威尔来说，1947年的主要工作就是政治，具体而言，就是民众要求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仅讨厌，而且令人苦恼，自己几乎无从应付。战争期间，就有人建议他出马参选，对此他毫不理会。到了1946年，他就很难推辞了，因为请他参选的人和团体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认真。记者们经常问他是否参选。对此，他常用的回答就是，他想象不出在何种情况下自己会从政。
1947年末，哈里·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召到办公室。据艾森豪威尔说，总统向他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建议。如果艾森豪威尔愿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杜鲁门说他愿意以副总统的身份与他合作参选。那时，杜鲁门再次当选的可能性似乎为零。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想利用自己来使民主党人摆脱困境。他不想与民主党有什么瓜葛，于是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行。”
多数催促艾森豪威尔参选的人认为，如果他真的出马，就会大获全胜。艾森豪威尔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没有党派身份，没有政治经验，没有支援或基础，没有从政的记录，也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可能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众对自己的拥戴，也可能是拒绝相信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实。
他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或是在私人通信中提到自己不能胜任总统工作，这表明了他的自信。他一再强调的，是他不想当总统。1947年7月4日，当时外界猜测他将要从政的猜测越来越多，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回答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我没有政治野心。我不想与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就算他的哥哥埃德加也不相信他。斯韦德·黑兹利特也是如此。他催促艾克“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个明确的、让别人抓不到把柄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