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亿多进城农民背后留下的是静寂的小村庄，荒芜的田野上只有飞鸟飞过，远处有几个人影在灰白的天空下浮动，渐渐地越来越小，消失在天际的那头。曾经清澈的小溪已变得遥不可及，曾经的欢笑只能在春节大返乡时才可以听到，但这欢笑短暂而仓促，不久乡村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几声爆竹轰然炸响在寂寥的天廓下，牛们因此昂头呼应，那是天地间不绝的回响，也是乡村凋敝的哀音。
在城市化的大潮中，乡村在沦陷。
几千万家庭长期处于撕裂状态，幼无所养，少无所学，老无所依，这究竟是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可以避免的代价，还是乡村本身的宿命？
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早期还一年回来一次，如今已是多年难回。部分老人也随着子女搬到城镇居住，村庄里平常只有老人、儿童和狗。留下的一片片住房空空荡荡，日渐破败。农业生产设施早已不复曾经的模样，田野一片荒芜，杂草与庄稼齐生，河湖与腥臭同在。曾经的美丽乡村已然让位于污水和垃圾。入夜以后，间有零星的灯光在昏夜中明灭，显示人迹的存在，而偶然的狗吠，也显得孤单和无精打采。
乡村的留守者是5800万儿童全国妇联2009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和他们年老的祖辈们，中国广袤的乡村如今是他们在努力支撑。根据2009年全国妇联的统计，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有4000万人以上，其中，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的孩子不确定或者无人监护。许多家庭里，孩子才一岁左右，父母就外出打工。农村家庭夫妻分居、母子分离已是常态。
曾经的乡村，学校就是一个村庄的中心。近十年来各地大力推行“撤点并校”，村一级学校几乎全部并到乡镇，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学校数目减少了47。5%。乡村的中心消失了，乡村渐渐地也将归于消亡。但同时，适龄儿童人数却只减少了24。3%，很多孩子要读书只能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而农村大量学校的教室和师资明显不足，常常一间教室挤七八十个学生，很多学校又实行24小时全封闭式管理，学校食堂被承包，学生伙食常常很难令人满意。
没有温馨的家庭环境，加上教育环境的不到位，许多留守儿童表现得封闭、冷漠、自卑、孤僻。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越来越消极，很多儿童被社会不良风气熏染，变成整日游手好闲的游民。在农村，少年犯罪率、自杀率近几年都在不断上升。
在我们夸耀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却有1。8亿人所居住的农村在“基本”之外，即使是“基本”之内的很多地方，每年上学依然得缴纳不少的费用，很多偏僻地方的失学率甚至达到50%以上。令人痛心的是，越是教育凋敝的地方，农民越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他们希望穷其一生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但现实是无情的，教育成本日渐高昂，并不是农民肩挑背扛承担得起的，农民孩子的大学梦越来越远了。
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1980年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是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里，一个贫困家庭倾其所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却发现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那是怎样的一个困窘呀！整个家庭的希望轰然倒塌。
家乡已然远隔，身边的城市陌生而冷漠，几无容身之地，这对于初涉社会的农村大学生来说是怎样一种心境和压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游民”成为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农村公共设施几近于无，道路泥泞不堪，水利设施长久失修，更谈不上什么公共图书馆了。不远处的镇上倒是有几家花花绿绿的歌舞厅，那是为乡镇干部和煤老板们准备的，老乡们过门只有侧目，能和里面进出的人打个招呼，在乡亲们看来也是一种荣耀。
乡村中人们的亲情在逐渐淡漠。据湖南省对留守儿童的一个调查表明，留守儿童中，38。4%的人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20%的人认为与父母在一起的感觉很平常，7。4%的人甚至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和父母都“形同陌路”的孩子们，将来会是什么样？我们真不敢想象。
我们曾经视为儒教传统根基的孝道已然冰消瓦解，传统的乡间伦理早已解体，剩下的就只是金钱与利益，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抢劫、卖淫已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是《南方周末》一个记者与打工者的一段对话城市里的陌生人——黑道乡村南方周末，2011年7月12日。
（记者）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打工者）答：“钱。”
（记者）问：“为什么？”
（打工者）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人鄙视。而如果有了钱，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记者）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打工者）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在这样的乡村里，法律已经无法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了，很多乡村因此越来越走向“丛林社会”，弱肉强食。
今天的中国已经断裂为严重失衡的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两部分。在乡村，人们四散离去，留下的已不再有生命力。在城市，进城的农民因为体制的缘故，无法融入城市，他们行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被城市排斥的同时却又已经不愿再回到熟悉的乡村，不是他们愿意在城市里忍受寂寞、歧视与无端的屈辱，而是回到乡村结果只会变得更坏，因为故乡确实太过凋敝了。
如果有一天，当他们在城市里无法生存时，“被排斥者”对于他曾经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能够想象吗？当金融危机刚刚影响到我国时，社会上屡次出现的恶性事件应该已经给了我们足够警示：慌不择路的施于弱小群体的恶性报复，是社会的悲剧，更是人性彻底的沦丧。
我们记忆中的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它应该有起码的廉耻和恻隐之心，对于弱小我们至少不能欺凌，对于父母我们至少懂得孝敬，对于儿女我们至少知道抚养。如果一个社会堕落到公然以欺凌弱小为乐，公然用刀子刺杀生养自己的父母，坦然地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血以换取金钱，那这个社会最终只能是万劫不复。
我们记忆中的故乡不是这样子的。静寂的夜晚，当我们躺在遥远的城市里时，故乡曾经是我们苦难的慰藉，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是我们灵魂深处最柔弱的那根琴弦。现在故乡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易亲近了。曾经的故乡已随风而逝，而我们的心灵又将何处安放？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深植于乡土之中，城乡本为一体，乡村本是城市之源。但近几十年来，城市和乡村日益成为对立的两方，水乳不能相融。我们的乡村正在凋敝，我们的故乡正在沦陷。
如果我们失去了广袤的乡村，城市又将何以为附？我们的社会又将何以为附？
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隐忧
2007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当西方依然处于惊恐之中时，中国经济却在2008年实现了9%的高速增长，外界自是有些莫名诧异。因为诧异，不免就认为中国当有独特法门，不然何以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于是“中国模式”一词成为中外解读中国经济的热门词语。
“中国模式”流行时间很近，但其源起却已湮灭不可考，仿佛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但也可能是海外华人，说不清楚，后来俄罗斯人开始使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国内媒体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似乎还准备拿“中国模式”来为庆典放一个礼花，一时中外呼应，煞是热闹。
但很遗憾，对于什么是“中国模式”，大家越讨论越混乱，有的甚至开始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混用，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意见领袖出来。
有的以为“中国模式”很了不起，具有世界意义，不仅是中国人之福，甚至可以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有的说“中国模式”已经在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了“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人民网，2011年7月27日。；有的以为就是有也不独特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有的认为模式可能是有的，但别欢呼得太早，这个模式说不定是个陷阱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未定我们不要忘乎所以。中国改革，2010年10月。；更有甚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凡是赞美“中国模式”的，都有点可疑，可能要害我们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湾：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0。
搞什么搞，搞了这么久，模式有没有都成了问题。事情有点玄了，但“玄之又玄”，正是“众妙之门”。
效法“东亚模式”
“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一种经济发展路径，然后才是一种制度模式。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指导我们经济建设的理论只有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采取的都是应急式解决办法。时间稍长，大家都觉得总这样零敲碎打似乎不行，于是理论界尝试要建立一套能够有效运转的经济体制。
怎么建立？闭关锁国几十年造成我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内外理论界根本不在同一个语境中，学习就成为建立自己理论的捷径。
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我们学习的对象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斯大林那一套是不行了，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也不成功，但柯西金的“改良的计划经济”好像还可以，于是试试，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老大哥的不灵，那就在东欧“友邦”那里找找支持，于是学习东欧的“内含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但麻烦的是很多东欧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这套模式运行不成功。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有点问题，于是将目光转移到了我们的“小邻居”身上，那就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但这就得要求放弃严格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至少是部分的市场经济。
因此，指导我们经济建设的理论思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2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一直转变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方告一段落。算是中学结业了。
“东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指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形成的经济发展制度，其核心是集权或者威权政体下的市场经济，经济上实行国家有限干预的外向型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对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而“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与我们同文同种，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韩国很早以前就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也算是远亲。它们的迅速崛起证明西方人可以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下的政治集权主义与我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恰好契合，于是“东亚模式”就成为我们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
吴敬琏教授曾经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导地位的是另外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个是欧美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自由市场经济。大体上说，领导干部偏爱东亚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国家经委偏爱日本通产省，国家计委偏爱韩国企划院。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偏爱欧美模式。但他们对大的方向没有分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这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目标模式上的一个模糊之处。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往往表现为第四种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但具体到政策上，往往表现为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吴敬琏。经济转型破除思想禁锢超越“东亚模式”。南方网，2008年7月8日。
目标已经明确，“小老师”又正在前方慢慢踱步，我们于是加快了步伐。1992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有了较大下降；人民币汇率也在1994年年初一次性贬值50%，标志着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也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尽管如此，由于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和阻挠，虽然国有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
针对这个问题，十五大（1997年）明确提出要根据“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此后几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也从国有独资变为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市场化体制框架在我国基本成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加强。
这些举措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GDP增长多数年份都在10%左右，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不错，居民人均消费增速都快于GDP增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图4—1为1979—1996年我国GDP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比较。
同时，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出现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85年的22%上升到1994年的40%以上，到199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4133。8万亿元人民币，外向型经济基本成型。1985—199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趋势及其占GDP比例的变化。
以上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东亚模式”拐了一个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