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飘的都是大盖帽，那是纯粹的计划经济；满街飘的都是草帽，那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街头既有草帽，也有大盖帽，那就是混合经济模式。
现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已经没有了，区别只在于草帽和大盖帽的多少，也就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有的地方大盖帽只在晚上和经济危机时才出现，平时都是草帽的天下；有的地方则是大盖帽一天到晚忙于指挥草帽干这干那，很忙很累很有智慧的样子；有的地方是草帽管理草帽；有的则是若干大盖帽，管不住一个草帽。
当然，所有的地方都会有礼帽，也会有八个草帽抬着一个礼帽在街头哼哈飘过的风景，但负责巡街和保驾护航的帽子有的依然是草帽，有的则是大盖帽或者化装成草帽的大盖帽。
在我们看来，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分别。
中国经济的成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模式”的热烈探讨，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有人戏言，如果有人能解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秘密，那他可以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到目前，还没人获奖。
外界看来，“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党国资本主义”，或者是“新威权主义”，对于这些带有歧视性的名词，我们当然是不认同的。
我们的性质首先是社会主义，很早以前就“跳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虽说偶尔回头补补课，但那也只是补课，难道你能说一个大学经济学教授不慎忘记了《国富论》的作者，回头问问他的学生，他就变得不如学生了不成，当然不能，教授还是教授。还有一些人以为是“市场列宁主义”、“儒家资本主义”，这些还靠点边，但也肯定得不到中国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我们看来，不争论比争论重要，“共识”比“模式”重要，尤其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共识”。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那就是“北京共识”。
在雷默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以成为一些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人家记者嗅觉多灵敏，不仅回避了“主义之争”，而且因为不想获奖，没有功利主义，所以才能提出如此高妙的构想，“北京共识”一时成为我国主流媒体的高频用语。
“模式”也好，“共识”也好，指向的都是经济发展的路径，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改善社会福利，因此，如果我们单纯地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增长背后的代价，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片面的。
不可否认，3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为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引发了日益深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让我们先转过身，看看我们增长的背后又留下了多少隐忧。这倒不是我们有什么“偷窥癖”，希望以此来窥见什么隐私，只是想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过去罢了。
增长与破坏共生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今后的路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底儿，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只有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怎么摸，需要理论的指导，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中国主流的发展理论之一。
之所以该理论胜出，当然是多方面因素所致，其一是系出名门，源起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由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后经赫克歇尔和俄林推进到了资源禀赋理论。什么是资源禀赋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本钱，你得用你拥有的本钱去做没本钱的买卖。
如果你自认为天资聪颖，好，那就去读书，大学毕业后直接失业；如果你自认为有一膀子力气，那就跑到山西去挖煤或者直接到河北的砖窑里打黑工；如果你自认为长得美丽无比，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今后等机会直接坐到宝马车里哭就是；如果你自认为既没聪明到能读好书，力气又没大到可以下黑窑，但是很小就学会骗父母的钱了，那我劝你赶紧到华尔街去；如果你很小就会偷拿父母的钱，事后还能一本正经地和父母一起找并让父母以为是他们自己丢的，那我得恭喜你，你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其二是该理论虽是用于解决国家贸易之间竞争优势的问题，但经林毅夫教授引入后，似乎不仅解释清楚了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很符合我们当时以“开放”促“改革”的国情。
其三是该理论名字取得好，我们睁眼看见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那当然不好，对于自尊心也有点打击，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优势”，虽然只是“比较的优势”，但总是有“优势”了，大张旗鼓宣传起来心情毕竟也好些。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别的，在教授看来只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11—12期。这样的解释多好，很振奋人心。如此看来，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钱，“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同上。
林毅夫等在批判“赶超战略”基础上也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不能不说他具有高度的历史眼光和极强的现实敏感度。林教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最终并没有带动国家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才是更有效的发展战略。林教授的“药”下对了，因为中国也是“赶超战略”的失败者，也正缺资本得很。
但奇怪的是，“比较优势理论”被中国无情的现实所绑架，演变成GDP“赶超战略”下的“比较优势”。对于这一点，已经逝去的杨小凯教授似乎有所预料。在杨小凯看来，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合，“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难以持久，并最终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
为了追求成本的“比较优势”，我们曲解了自己的“资源禀赋”，以致走上了一条高污染、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环境污染
小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长大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是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拥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小时候，我们看见的天空是蔚蓝色的，河水是清澈见底的，晚上星星还会眨眼睛；长大后，我们看见的天空是灰色的，河水混浊，晚上没有星星甚至也没有月亮。
小时候，我们看见的人都在劳动，虽然辛苦，很少吃肉，但只要有肉吃就很快乐；现在，我们看见的人也在劳动，也很辛苦，虽然经常吃肉，但都很忧愁，很怀念以前的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肉已经快成为慢性毒品了。小时候，哥哥姐姐们不断地出生，父母虽然忧愁不知怎样才能养活他们，但也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健康的；长大了，我们轻易不敢要小孩，不是担心养不活，而是害怕他们天生畸形，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们一个健康的未来。
我们已经透支未来。
我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重度污染，不适合人类使用，甚至不能用来灌溉农田。城市河段90%以上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渤海已成“死海”。
地表水不够了，只好抽采地下水，地下漏斗增多，地面沉降大幅出现。仅以河北为例，全省地下水累计超采量已逾1千亿立方米，使该省出现了近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超采漏斗群和近5万平方公里的地面沉降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1米，深层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40米左右。
地下水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污染，因其更隐蔽和不可逆性，危害将会更大。中国地质调查局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华北平原有50。71%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直接利用。我国118个大中城市近年来的地下水监测统计结果指出，较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度污染的城市占33%。地下水污染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污染程度日益严重。北京大学郑春苗教授2011年6月20日接受《水工业市场》的采访。
空气不再透明，雨水不再干净。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仅占3。7%，52。9%的城市出现酸雨，其中酸雨发生率在25%以上的城市占33。6%，酸雨发生率75%以上的城市占10。9%。数据引自2009年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2010年，由加拿大科学家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卫星数据绘制而成的全球2001—2006年污染颗粒PM2。5浓度地图首次发布，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长、扩散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在中国的版图上，除了中国东北部和西南部尚有一片蔚蓝色之外，其余均被异样的颜色填满了，而华北和华东地区则成为重灾区。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荒漠化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3，草地耕地退化状况也相当严重。据国家环保总局有关数据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土地数量的减少促成了土地利用强度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4/5。而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部分又往往集中在中国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所生活的地区，从而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随着城市与工业化地区的扩展以及公路网与铁路网的建设，中国正在失去很大部分最肥沃的耕地。
土地的污染不断加剧，受到污染的耕地已达上亿亩，其中包括重金属污染、污水灌溉引起的耕地污染和因堆存固体废弃物所导致的耕地占用与毁坏。城市土壤尤其是工业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的污染更为严重。矿区土壤污染面积已达数百万公顷。北京大学郑春苗教授2011年6月20日接受《水工业市场》的采访。重金属对土地的污染已经成为新的课题，形势异常严峻。
有调查报告甚至称，中国耕地约有10%遭到重金属污染。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之患。人民网，2011年2月22日。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危局。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3月4日。
中科院地理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自然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同(2)。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几年前，一位科学家受邀到某地检测土地重金属的污染情况，实验结果出来后，科学家大为震惊，因为这块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的污染情况已经严重到令人咂舌的地步！科学家亲自将监测报告递交给当地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沉思良久后说道：“这个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我们也一直很重视，但是，我们目前无力治理，所以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看过这份报告。”同(2)。无语，真是让人无语！
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天然林已经持续减少了50年，而且，迄今为止，尚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天然林的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的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所列出的物种中，中国占有将近1/4。
我们的环境已不堪重负，我们正在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世界银行2007年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每年有67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资料显示，从1996年到2007年，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从8。77‰上升到14。79‰，每年新增出生缺陷儿总数约为80万~120万人，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缺陷儿出生。其中，除20%~30%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外，30%~40%患儿在出生后即死亡，约40%将终生残疾。这意味着每年将有40万家庭被卷入终生痛苦的旋涡。
2005年，瑞士达沃斯论坛公布的世界各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倒数第11名。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有可能是负增长。这些声音我们当然可以斥之为污蔑，或者是西方政客和异化知识分子的管孔之见，置之不理，但政客可以被污蔑，知识分子可以被异化，只是事实不好被随意更改。
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曾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生态环境已经逼近临界点，距离环境灾难并不遥远，如果不大力治理改善，环境危机势所难免，20年改革开放成就将被吞噬。”他甚至不顾身份地表示：“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参见2007年9月14日人民网的报道。
资源消耗
中国是以占世界陆地面积将近1/15的土地、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不足2%的铝土矿、1。8%的石油储量和0。7%的天然气储备，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并且将GDP总量增长到全球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