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生动的故事，当然不能作为历史看，但也不是好事者的妄言。很可能春秋末战国初新声中一个主题，就是前代的许多神话故事。这可代表封建文化将消末时的一种最后的怀想与追念，其中因怀古不可复得而生的悲哀怨诉的声调特别凄惨动人。即或不然，这段故事最少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种艺术化的绝好描写。由故事中可见新声靡靡悦耳，感人的魔力非常之深，性质近乎西洋所谓浪漫的音乐。末流所趋，此种音乐甚至可发展到与今日的爵士音乐相类的地步。（今日西乐中的“爵士”一词，几乎可说是中国古代“靡靡”一词的译名！）传统的雅乐，比较深沉醇厚，近乎西洋所谓古典的音乐，不专以声调感人，较声调尤为重要的是声调背后的信仰与理想。
历史上大的革命时代，变化不限一方，而是普及于各部门的春秋末战国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时代，除政治社会的翻腾外，音乐也起了空前的变化：新声代替了雅乐，浪漫代替了古典。然而每逢革命，任何一种改变，一方面有人拥护，就是革命派，一方面又有人反对，就是保守派。春秋末最有名的保守派，无论讲到政治社会制度，或是讲到音乐，都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卫灵公篇》中，孔子的表示尤为清楚：“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孔子个人也的确能赏识雅乐，所以在齐国闻韶之后，竟至三月不知肉味！但极端保守的理想，最后总是失败。到战国时代，雅乐已成了古董，流行的音乐几乎都是新声。《礼记·乐记篇》，魏文侯（公元前400年左右）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简短的几句问话，可说是音乐革命全部道理的一针见血之论，指明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不可强渡的鸿沟。好古的人尽管推崇雅乐，真能打动人心的只有新声。
雅乐是祭祀与朝会或宴享时的必需条件之一。祭祀时，以乐“降神”，以乐“媚神”。至于朝宴时，“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是当然的。这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礼数，并不是为消遣或娱乐的。其中即或含有消遣娱乐的成分，也只是附带的，主要的作用是媚神与礼客。到战国时，古代的祭祀虽未全消，但祭礼大半已成了儒家的理想，各国实际多不注意。古代的宴享之礼，也不能继续维持。音乐已完全成了一种消遣，主要的目的是娱乐。至此“声”与“色”才结了不解之缘。子夏在《乐记篇》中批评新声的话绝非虚语：“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揉杂子女，不知父母，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新乐的主角是倡优，侏儒，歌男舜女，专供富贵之家的玩赏，古乐的郑重与庄严以及信仰理想的成分已经消灭净尽。
我们明白此点之后，对于墨子的极力反对音乐就不致感到难解了。《墨子》书中，除《非乐篇》外，《三辩篇》亦以排斥音乐为主题，可见“非乐”在墨子思想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墨子诚然是一个庄严过度的人，对于一切的艺术大概都无赏鉴的能力，也完全不明幽默为何物。《论语》中不只屡次提到孔子发笑，甚至开玩笑，并且由许多章句中都可看出孔子是一个富于幽默而和蔼可亲的大师。《墨子》一书，虽超过《论语》的篇幅许多倍，但由始至终没有一句笑语。全部《墨子》中所表现的墨子人格，是一个诚恳过度，庄重过度，终生未尝一笑的人物。《庄子·天下篇》中批评墨子，说他“为之太过”，又谓“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又“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又“旧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由这种种评语可想见墨子的终日拉长面孔而孜孜不已的精神，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心的精神。此种人一般都是不笑的，也是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墨子的仇视音乐，几乎成了一种变态心理。据《淮南子·说山训》，“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城名有“歌”字，即不肯入，真是把音乐与洪水猛兽同样看待了！这即或是后人开玩笑的故事，也可证明墨子非乐论所给人的印象是如何之深了！
但墨子本人的个性，只能解释非乐的一部分。假定战国时代的音乐仍与春秋以上的音乐性质相同，仍为祭祀与朝宴时所必需，则信仰鬼神追求治平的墨子大概不致无条件的非乐。《荀子·乐论篇》，说了墨子一大篇不是，实际恐怕都是文不对题的门户之见。荀子所拥护的是雅乐，墨子所反对的是新声。正因为战国时代的音乐完全是娱乐品，并且往往是少数人的娱乐品，极端功利主义者的墨子当然要排斥攻击。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不能赏鉴音乐的人，也就难怪他的非乐理论说得非常痛快淋漓了！
音乐一发展到纯娱乐的阶段，就离末日不远了。“亡国之音的名称，甚为恰当；不只是国家将亡，新乐甚至可说是一种伟大文化将亡的先声。汉以下历代正史中虽都有讲到音乐的文字，但几乎全部是抽象的与机械的描写。秦汉以下，我们不再听到真正伟大的音乐，也不再见到大的音乐家。此后的所谓音乐家只是李延年一流的倡优人物，后世也日趋愈下。最近六七百年来的音乐，以戏曲中的声调为代表，可谓为音乐的极端末流。至于婚丧大事所用的音乐，使人听了真有哭不得笑不得之感！战国时代音乐虽已大变，但古代的雄厚之气尚未全消。高渐离与荆轲所共同奏唱的《易水歌》，虽然音调已完全失传，但寥寥十数字的歌词仍能使二千年后的人想见当时的悲壮气概。秦汉以下，文化的气息一代比一代微弱，以致到今日我们几乎成了一个没有音乐的民族。
近年以来，国人对古乐又渐注意，少数的有心人并且要在可能的范围内设法恢复古乐。真正的恢复，当然绝不可能。无论雅乐或新声，已都成为万古不复的过去。但这种运动却是中国又要产生新的伟大音乐的征兆，也是中国文化又要有新的发展的征兆。
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四）今日的情况与前景
（五）重建沟洫问题
（一）古书中所见的古代气候与农事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篇，是战国晚期的一本农书，专记当时的中国，主要就是今日的华北，一年十二月的气候与农事。《礼记·月令篇》，全部照抄《吕氏春秋》。当然也可能，《吕氏春秋》与《礼记》都是由同一根源的古农书而来。这后一种可能，是很大的，因为此篇农书所记的情形，看来并非战国秦汉间气候与农事的实况，而为春秋以上的情形，编者不过是依古书照抄而已。关于此点，容待下面再讲。我们现在先把书中重要的气候与农事的记载逐月录述如下：
（1）孟春正月。
（2）仲春二月。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
是月也，命有司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
（5）仲夏五月——农乃登黍。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9）季秋九月——霜始降；是月也，天子尝稻。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
此后的两个月，与本文所要谈的问题无关，从略。
上面所列的月份，当然都是夏历，夏历似乎自古就是民间最通行的历法。但夏历每两三年闰月一次，月份与季节实际永远不能完全配合。所以所谓某月如何如何乃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实际前后可有少则几天，多则半月二十天的差别。但因历来纪月，大多以夏历为准，本文仍用夏历。文中每提五月，我们可想及阳历六月；每提六月，可想及阳历七月，观念与事实就可大致相符。
（二）古书资料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按顺序，把上面所引各节与今日华北的情形做比较研究，并尽可能搜集古代气候农事的实际纪录，看看是否与《十二纪》及《月令篇》吻合。
正、二两月，无可讨论，我们可从三月份谈起。
（3）“季春三月，为麦祈实。”这一句话很可注意。一般的谷实，由出穗到收获，时间并不太长，三月既为麦祷告穗实丰满，那是麦即将熟的一个预示。
三月另外所引一节，似乎讲到古代春雨颇丰，甚至常有春雨“障塞”淹田的危险，所以必须“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所谓沟渎，在古代都是田亩之间由人工挖掘的通水之渠，因此紧联上句的“堤防”，所指并非江河的堤防，而是沟渎的堤防。文中明言“周视原野，修利堤防”，显然是指田野中的堤防而言。关于此点，《考工记》“匠人”条所述甚详：
匠人为沟洫。
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辐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
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与这一段相辅而行的，有《周礼·地官》“遂人”条的一段：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
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浍，浍上有道。
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这两段文字的意义很清楚，无需多加解释。古代田野中，满是沟渠与堤防，同时堤防也就是人行的道路。村里之外，一望无际，都是纵横交错的堤防与沟恤，一方面为田间的界线与行道，一方面为雨水过剩时的宣泄系统。沟渠系统间，大概有闸，平时水闸关闭，以备灌溉。如雨水过多，就可放闸，使余水由遂而沟，由沟而洫，由洫而浍，最后流入自然的大川。
这两段记载与所谓井田制度有关，而井田制度是近些年来许多人根本怀疑的。如果说当时天下各国各地的土地都如此方方正正的划分，当然不可能，但周代在理论上与法制上有一套比较整齐规则的土地划分方法，则无可置疑。我们可以不管孟子以来越说越糊涂的圣王之下如何美满的那一套，我们不要把井田看为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而主要地要看为一个土地利用的技术问题，如果牵涉到土地制度，那也仅是偶然的。井田在历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技术性的地位。我们所要讨论的也是此种技术问题，迄无定论的土地制度问题，从略。我们从各方面的佐证，以及古代传下的成语与口头禅，都可看出井田为实有其事。现在先讲古籍中可靠的或比较可靠的记载。
《诗经·周颂·噫嘻篇》：“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载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这都是西周的诗。第一篇描写一万人（十千）在三十里的范围之内，分为五千对（耦）而耕田。第二篇描写二千人合同锄草，一下锄到田间（隰），一下又锄到田边的人行小道（畛）。古代确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作场面，在规模如此之大的计划性的农事操作下，像上面《考工记》与《周礼》所讲的整齐土地划分，是可实行而无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提到沟洫的，古籍中也有几条。
《尚书·益稷篇》：“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论语·泰伯篇》：“子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孟子·离娄下篇》：“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
《左传·襄公十年冬》：“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
上面《论语》中孔子称赞禹的话与《尚书》中禹所自讲的话，是同一个故事，都是到春秋晚期大概早已流行的关于禹勤苦治水的故事。《尚书》中特别讲明禹把畎浍的水引入川中，把川中的水最后又导之入海。这虽只是一个故事，但故事中的这种说法是必有事实根据的，事实根据就是古代实际的沟洫制度。孟子的话，证明古代确有沟浍，专为容纳夏季多余的雨水。（孟子所用的月份是周历，所谓七八月就是夏历的五六月。周历、夏历的问题，下面当再说明。）至于《左传》中的记载，根本是一件具体的史实。子驷依势扩大自己的田洫，把另外四家的田都圈在自己的沟洫系统之内，这证明沟洫是古代田地系统不可分的一部分。
现在再谈古代关于堤防或路涂的资料。
《礼记·郊特牲篇》，记载古代农事结束时的一种隆重祭祀与庆祝，称为大蜡或八蜡，就是感谢八种与农事有关的神明，其中第六种为坊，就是田间的堤防，第七种为水庸就是田间的沟渠。
此外，与堤防或道涂有关的，有几种自古传下的成语或名词，颇堪玩味。按《周礼》“遂人”条所讲，道涂分为五级：径，畛，涂，道，路。这并非虚构，而为古代实际的名称与概念。自古至今，只有“道”与“路”可以“大”字形容，其他三种不能言大，因为在古代井田沟洫盛行时，行道系统中的大道为“道”与“路”二种。“大路”一词，自古流通，《诗经·郑风》有“遵大路”一篇。“大道”一词不似“大路”通行，《诗经》中有“周道”（见《小雅·小弁篇》，《大东篇》），其意为大道。但抽象化之后，“大道”成为习用的名词，《礼记·礼运篇》中的名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日俗语中“大路”与“大道”意义相同，可以互用。至于“径”字，若加形容词，只能说“小”，古今皆然。因为径小，给人的印象不佳，孔子的门徒甚至认“行不由径”为美德（见《论语·雍也篇》）。“畛”与“涂”，处在中间，不大不小，所以向来不用“大小”两字作为形容词。（径，畛，涂，道，路五词都是专名，五者合称的类名，普通用五者正中的“涂”字，称为五涂。上引《考工记》“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的“涂”字就是类名代专名的用法：若用专名，当说“必有路焉”。）
又有很古的一句成语：“道听而途说”，就传到今天的古代文献而言，此语是孔子最早说的（见《论语·阳货篇》）。今日一般都解释为“在路上听了，又在路上传说出去”，甚为平淡。注疏中已采此种解释：“若听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乏味之至，因为这是丧失了古语原来精神的解释。古代实际的意义是“在大路听了，转弯到小路就给说出去了”，描画得活现生动而有力！
因为古代有如上所论一套复杂的沟洫系统，所以除非是江河决口，农田是有旱无潦的。无雨或缺雨，可致旱灾。但雨多，并不致发生水潦之灾，因为雨水有所宣泄。也正因如此，古代农民的宗教中有旱神而无潦神。旱神称魅，是古代农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诗经·大雅·云汉篇》，全篇都是因“旱然为虐”而引起的呼吁。雨神称“雨师”（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条），专司下雨，农民一般是希望他下雨，并不怕他下雨太多。雨师是雨神，而非潦神，在整个神谱中也不见有潦神。这证明古代如有水灾，普通都是河决所致，那要由河神负责；雨水本身极难成灾，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灾没有专神司理。雨潦没有专神，却有专名，今日华北农村中对于雨水引起的淹没情形，称为“立潦”。雨水由天而下，与地合成立体形，因有此名。这种复杂观念的专名，正证明立潦一向为非常特别的事；因为极其少见，所以若一遇到，就给人印象甚深，因而给它起了一个专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记载因旱祈雨的二十一次，而大水仅有九次，其中可能有的为河决，而非立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