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的论证让我吃惊，感到他不是土生土长在绒旺塘的，而是州里、省里的专家来基层举办讲座。他的那些话把我带向了《红旗渠》里充满革命激情的解说中，但我觉得格桑的话除却了电影里那些空乏的口号，听上去更觉得亲切，自然，以理服人。我惊叹，“经过时代的变迁，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们，终于用知识武装起来为家乡服务了。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啊。”由于听得过于凝神专注了，我那思想者的造型瞬间引来众人的笑声，我支在膝盖上的胳膊肘滑落了，失去了支撑的头险些栽倒在地上，幸好旁边的人扶住了我，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向众人致歉。
“……利用蹦蹦冲到绒旺塘、兰戈、奔哥、苏瓦这四个村的落差，基本上能保证四个村的人畜饮水和土地灌溉，大约一千四百亩的干荒地得到有效灌溉。”格桑用二十分钟介绍了施工情况。
话音未落会议室即刻爆发出激烈的掌声，这掌声我敢打赌，所有人的激动跟我是完全一样的，充满着骄傲和自豪，一种“人心齐、泰山移”的红旗渠基因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了，“嘿嘿，这一切跟我这位农村放映员有致命的联系哦！”我的掌声充满着骄傲，甚至都有想发言的冲动，但我尖刻地自嘲了自己，“算了吧，阿哥丹增，红旗渠叔叔，惹祸篼篼，你的那些文件开头的导语就省了，你们这一代嘴里没有什么实在的‘干货’，不过是一些口号和标语。还是听听孩子们的吧。”
“好，刚才格桑介绍了整个施工的情况，”黄长青村长接过话题，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工作笔记揣进襁褓（藏装的衣兜可从衣领的右襟里放入），“下面我介绍一下整个施工的筹备情况，要说这件事能走到今天，‘红旗渠叔叔’功不可没，老村长的儿子绒塔和这帮村里的年轻人功不可没。”
嘿嘿，知道了吧，两个功不可没，其中有一个就提到了我。村长的话并不让我意外，我颇为得意地向大旺堆眯了眯眼，意思是“瞧瞧我的基层关系，瞧瞧群众对我的深刻记忆”。
村长继续说：“‘红旗渠叔叔’即使是在农村放映队解体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每年仍然要来我们这里两到三次，为绒旺塘村放电影。可以说《红旗渠》这电影能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记忆，与‘红旗渠叔叔’的坚持努力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能把《红旗渠》的精神承传并加以发挥的是绒塔这批年轻人。去年的松茸交易一结束，绒塔这帮小伙子们就把这一年出售虫草和松茸的钱交到村委会，说出了经过两年时间筹款修水渠的事。接到这笔为数不少的钱，我和所有的村干部都非常吃惊，既感动又害羞，他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而且还非常有组织守纪律地把资金交到村委会。这极大地鼓励了我们村委会的干部们，于是村委会同绒塔合计，将明年的虫草款、松茸款、卖核桃和水果的款全部集中起来，后来在兰戈村、奔哥村、苏瓦村加盟后，我们就在资金上更加有了保障，开工之日指日可待！”
一阵掌声渐渐稀疏下来，我已被掌声飘飘然地送到了云端，幸福极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幸福在血液里激荡，激荡的血液直逼我想大声高喊：我爱电影！我爱这一事业！
我陶醉在受到赞扬的幸福中。绒塔简明扼要结束了汇报会，他说：“准确地说，开工之日就是今晚‘红旗渠叔叔’为我们放映了《红旗渠》的第二天，我们就上马背山，将雪山上的水引过佐樱洞，大家说，明天就动工，好不好？”
“好！”
“散会。”
晚饭后大旺堆和一帮乡级村级的干部们坐在场院里的花台旁聊天。
花台里比成年人拳头大的红苕花开得争奇斗艳，有大红色的、有鹅黄色的、有雪青色的，蜜蜂在高低错落的花朵间飞来飞去。
酒精的作用使聊天人说话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像一群喜爱打架的孩子，大旺堆永远是孩子王，处在人堆里的最中心，用身高和手势在调停一场纠纷。他黄铜色的脸变成了紫铜色，他抄起手，衣服披在肩上，不时从人堆里爆发出时而沉闷时而爽朗的笑声。
我忙着在场院的中心架放映机，在他们的交谈里，我基本能判断出沉闷的坏笑声一定与女人有关。女人们则在场院的屋檐和廊柱下聊着私房话，但从男人堆里发出的阵阵笑声里能观察到女人的听觉有一半是放在他们谈话时，时高时低的笑声里。生活就是这样，农村有农村的乐趣，城市有城市的乐趣。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在场院里跑来跑去，他们的嬉闹声有时被屋檐和廊柱下的女人们呵斥着：“闭嘴、听见了吗！叔叔些有事在摆龙门阵。”一幅短暂而热闹的乡村年画鲜活地摆在大山深处。
夜色渐渐暗下来，深蓝色的天幕缀满银色的星星，仿佛星星们也十分乐意地加入到看电影的行列，惬意的微风像镇静剂一样为激动的人们“降温”。不时有性急的大人或小孩朝我张望，一副副急不可耐的神态让我找回了从前的自信。
突然间感到肩上一震，我回头看见绒塔陪着父亲甲波扎西站在我身后，我喜出望外地大声叫出“老朋友。”同时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十来年没有见面你还是那么硬朗。”
“哈哈，下地干活的人，又没有病痛，不硬朗才怪。”甲波扎西乐呵呵地说。
“哎呀，老哥子，就坐在我旁边，等电影机转动起来，哥儿俩说说话。”
“不了，不影响你工作，放完电影来家里，不醉不睡。”
“行！不醉不睡！”
送走老朋友，我通上电源，习惯性地伸出左手用拇指搭在十字按钮上，然后吧嗒一声打开了第一档开关，只听见电动马达嗒嗒嗒嗒均匀地转动起来，“嗯，转动声正常。”我确信。接着启动了第二档开关，这一启动意味着声音和灯光同步了，投射到银幕上的灯光经过调整焦距后，只要将电影胶片放入片门，片门里的“抓片抓”抓到胶片后，我的工作就OK了。
当影片投影到银幕上的一瞬间，满场的喧闹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凝神屏息地盯住银幕，我关上工作灯，背靠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舒坦地吐出一道烟雾后，喝了一口茶水，感觉到自己的姿态大有山大王的风范，美美地分享着村民们忘情地盯住银幕的快乐。他们的快乐是因电影而快乐的，而我的快乐是因他们快乐而快乐的，我敢打赌，今晚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成功。
四十岁前感觉的成功与现在大有不同，那时也有偶遇某村自己偷偷心仪的女人，这种情形下我也不露声色地行使自己的特权，让她或她们坐在装发电机或放映机的木箱上，自己则尽量放大自己的鼻孔，尽情地偷偷地呼吸她或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体香和气息。记忆里有那么几位村中美女偷偷把煮熟的鸡蛋塞在我的衣兜里，表达她们对我的好感或爱慕。
哈哈，那种惬意不亚于恋爱的感觉，嘿嘿，我现在把自己的隐私都拿出来晒给大家了哈。
这种氛围即便是让我闭上眼睛都能感受到半径百米内所发生的一切。让那一个个春夏秋冬提供的记忆借助时间的链接再现过去的场景吧：从电影机到银幕之间基本上是早就占好位子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是来认认真真观赏电影的；而电影机后是众多的男女青年，他们更多地是以看电影为由头来探视、来寻觅、来幽会的，借助黑色的天幕，他们牵手、他们拥抱、他们抚摩、他们热吻。他们多数对放映什么电影并不在意，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还要加演一场故事片的话，他们就偷偷离开人群，去附近学校的教室或温馨的草垛里爱去了，但一定要隐约能听见放电影的声音，否则连电影完了都不知道；小孩子们则在外圈跑来跑去捉迷藏，他们对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在意，他们的注意力仅仅是银幕上的打仗镜头或《红旗渠》里放炮的镜头，其余时间则是在满院子里跑来跑去，电影使人们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疾病，快乐地沐浴在视听的感官中。
今夜于我而言注定是刻骨铭心的。当银幕上“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雕塑移动着进入观众的视野后，全场鸦雀无声。银幕上一道宽阔的水面沿着渠道向前延伸，《红旗渠》的手写体片名出现，即刻引来全场的掌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这哪里是在看电影呀，这完全是在随着解说员的解说在背诵电影台词，哼唱电影里的音乐或曲子，他们熟悉地随播音员一起读道：河南林县是我国著名的大寨式的先进典型，也是我国水利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英雄的林县人民以大寨人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十年，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筑起了一道人工天河——红旗渠。红旗渠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林县的面貌，把过去吃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的林县变成了渠道往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每当电影的画面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里时，总有那么多人在背诵台词或伴唱里面的曲子，你说这个场面作为一个农村放映员心里多高兴又有多惭愧。高兴自不待言，村民们对《红旗渠》的熟悉有多么深刻，惭愧的是当时娱乐题材的影片太少了，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放，他们不倒背如流才怪。
此刻，我像一个离开了身体的幽灵飘荡在放映场地的上空俯瞰场院，不知不觉激动的泪水注满眼窝。我想，如果这些泪水能幻化为雨滴，像龙王爷把东海之水吸进嘴里，随意喷洒在想要喷洒的地方，让包括绒旺塘在内的缺水之地得到恩泽，这片久旱待雨的干涸之地就会土肥苗壮，林木葱茏，人丁兴旺、安泰祥和。
不知不觉中我把电影里的主角转换成了绒塔、格桑他们这批年轻人，《红旗渠》的情景再现场面按十六毫米的胶片的速度在脑中播放着，只见工地上绒塔的身影替换了当年开山凿石的共产党员任阳成的身影，大有当年共产党员们吃苦在先，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知识分子格桑的身影替换了当年土法上马的贫农社员陆银的身影，当年陆银用洗脸盆替代水平仪创造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感人故事；当年那些爆破的场面，那些挑灯夜战的画面，那些睡在山洞、睡在席棚的画面，那些垒砌沟渠的画面，那些敲锣打鼓欢庆通水的画面……红旗渠的精神像无形的魂魄深入到了山里人的灵魂里，骨髓中。
我眼窝里的“红旗渠”继续溢出眼眶。我敢打赌，今天我把绒旺塘这帮年轻人“替换”在《红旗渠》的人物里，明天他们就会走出银幕成为绒旺塘《红旗渠》的一个个主角。
我提醒自己——张丹增，明天在修渠的大军出发前，一定要在心灵里点燃为他们祈福的桑烟，告慰那一代林县修红旗渠的元老们，红旗渠的精神在时隔三十二年后幻化为藏寨的故事，我决定把这故事用笔写成比我从前发表的“豆腐块”大百倍的文章，告知全国的人，创造幸福的“水魂”显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