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煽动皇帝，整治他们嫉火如焚的同类。从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苏轼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的。
在《吾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两兄弟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齿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佑（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后来，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作家诗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的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然而，“文章憎命达”，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现在的省会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间才设营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过是大一点的渔村而已，是不是苏轼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脚点，如今已无从稽考。半个月后，才乘牛车到达昌化军。这种黎族农家的牛车，轮高辐宽，现在还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馆里看到。公元十一世纪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环岛高速公路，只有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颠簸，行程困顿，对年过花甲的戴罪之身来说，可绝没有如今那种环岛游的风驰电掣般的潇洒。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牛车上那垂暮之年的东坡先生，一路而来的心境。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对他来讲，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和，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旧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但到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他的儿子苏过，生活当然是非常艰窘的。
在《与元老侄孙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朝请书》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物，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并不曾忘怀他半刻。凡小人得志，无不滥施淫威，这大概是个规律了。在文坛上，我们也有幸见过那些忽然间春风得意的人物，来不及地报复的悻悻状，是很可笑，又很可恶的。苏东坡已经流放到海南岛了，这班小人还不能释然于怀。初到昌化军，父子俩借居在官屋里度日，然而，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下令把他驱逐出来，沦落在露天地里。
“无地可居”的苏东坡，真得感谢海南岛的亚热带气候，使他能够“偃息于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热情好客的海南人，当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树林里存身，便帮他盖屋。《宋史本传》里记载：“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屋，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苏轼在《与程儒书》中，也说到：“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者，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亲自操泥水匠的劳动，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也许没有力量，使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仅仅是宋代，很长时间内，海南岛的生活物资，显然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绝句》中的一首里的困苦之状了：
“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聊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哦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作家惟有在这里，得到善意的回应，而在小人型文人那里，除了一张冷脸外，还得提防背抄着手里，会不会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陈敏政《遯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公道还在人心的缘故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首诗中，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苏东坡的最终流放，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他在中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见闻》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入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炼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应该说那最终流放地的海南岛，人杰地灵，催发他的文学神思吧！而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曾几何时，还不是被缚在耻辱柱上，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无论小人怎么跳踉，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
也许，这就叫做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