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帝国体制里，上至王公大臣、皇后贵妃，下至百官佐僚，太监宫婢，能够得到帝王宠幸者，无不费尽心思固宠，无不竭尽全力排他，让皇帝老子永远爱他，而且只爱他一个。在当代社会里，哪怕一个科长，一个村长，一个小老板，一个下三烂的评论家，都会有他们的亲信、马崽、跟屁虫，和狗腿子的。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生怕别人挤进来的。王安石是伟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伟人也是人，他怎么能够允许苏轼进入神宗的视线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纪轻，第二，此人名声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觉得这位后起之秀，有点轻狂，有点嚣张，若是给他出入宫禁的方便，若是给他左右天聪的机会，能指望这个在学问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学上胜过了自己的苏东坡，对他的改革，对他的变法，唱赞美诗么？
那年，苏东坡三十四岁，王安石五十一岁，相当今天八零后作家与知青代作家的年龄差距，按理说，基本不搭界，也就不会太计较。可是，从二月起，宋神宗几乎将整个大宋王朝，托付给这位改革家，由着他大展拳脚。际此权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际，可以想象他很忌讳他与神宗皇帝之间，出现第三者的。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应该是一个高明的谋略家，精明的权术家才是，冲他把苏东坡放在心上，证明他还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与他平级而且资深的司马光，其次是韩琦、富弼、文彦博这些曾作过“平章事”，也就是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的重臣，至于欧阳修，至于苏东坡，自郐之下，统统不在他的眼中才对。苏轼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文联、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团委员而已，哪怕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哪怕出入有小车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公众场合，眼前有闪光灯啪啪作响，手中有麦克风可供开讲，那也无法与职务相当于国家总理、副总理级别的王安石相比。
已经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导，兼国策顾问的王安石，为什么总是不放过比自己小十七岁的苏轼呢？
这就是文人无法超脱的较量情结了。在文学史上，苏的名声要高于王，苏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与其说他是政治家，还毋宁说他是一辈子搅进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霉蛋，更为确切。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王的名声要大于苏，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学家。可这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熙宁二年尚未出现这种说法，但王安石并不认为自己文学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学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视作较量的对手。反过来，苏东坡也不能承认他首先是文学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个二流政治家，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当他被逼到墙角，有什么理由不与这个一流政治家王安石，进行旗鼓相当地角斗呢？丁忧三年回来，这样轻易地被王安石从牌桌上拖下来，逐出于权力游戏之外，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当然不能咽下这口气。抗争图存，改变劣势，是人类进化的物竞天择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官员们，在其位谋其事的必然规律。他会想，如果英宗在，当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龙椅上坐着天纵聪明、圣心独运的神宗陛下，也不是只许你一个人巴结，而再无别人趋前的份？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当代的政治口号，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汉子精神，苏轼以他自己的方式，从这年的五月份起，连续上书，如《谏买浙灯状》，如《议学校贡举状》，终于得到神宗的召见。在其随后的《上神宗皇帝书》一文中，说到这次与赵顼的对话，两人似乎交谈得很融洽。这年，神宗二十一岁，年龄段接近于苏轼，趋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许这是王安石担心的因素。果然，赵顼很开明，很开放，“上谓臣日，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据此，“臣即对日，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苏东坡逮到这样一个进言的机会，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直奔主题。虽然，没点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涂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锋芒所指，不得不“颔之日，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说到官场斗争，只要是这种你背后整我，我背后整你的小动作，就不能以正义或非正义，善良或不善良这些通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因为其中所夹杂着的个人意气，嫌隙是非，私衷隐情，偏颇怨尤之类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的货色，很难以好、坏、对、错来判断。苏东坡是否还给神宗说了一些未便在这篇文章里和盘托出的东西，后人自然无法了解，但王安石显然获悉一些情况，才赶紧跑到神宗那里去消毒。现在回顾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爱可笑之处，只要一碰上苏轼，就捺不住地神经质，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现出文人的气质来。
看来王安石虽是伟人，更是常人，他还真是急了，据《长编拾补》卷四，此人进宫，直捅捅地就问神宗：‘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事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王安石也不在意这种教练训斥球员的口吻，神宗听了能否受用，幸好这位陛下指着他变法图强，来挽救这个帝国，也不好太在意这个说话不拐弯的参知政事。不过，还是建议王安石：“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没想到，本来面孔赭黄的王安石，益发黑沉下来，一脸墨色地说：“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神宗此时需要王安石大于需要苏轼，也就不再坚持起用先帝重用过的才子。
过了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朝廷命举谏官，张方平举李大临与苏轼，神宗估计王安石会亮红灯，干脆压下。
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阻难，如果苏轼聪明，适可而止，这位同行也许会高抬贵手，给他一条出路。可苏东坡属于那种比较在意人格，在意自尊的文人，点头可以，鞠躬办不到，问好可以，请安绝不会。你可以说苏很傲岸，你也可以说苏有骨气，中国文人患软骨症者固多，但也不全部都是鼻涕虫。王屡次三番用行政手段压苏服，想让苏服，苏还就偏不服。八月十四日，苏轼担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虽然这是一次临时差使，他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表现了他对王的反抗。这种文字游戏式的反抗，根本不顶屁用，但是，一个人连这点不顶屁用的声音，也发不出来，岂不是太窝囊、太孬种？这是一道极具反讽意味的策论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试题一发到考生手里，无不会心而笑，连贡院的兵卒都看出名堂来了，王安石哪里能忍受这样公开的挑战，大冒其火。
所以，接下来的十月七日，司马光上书，举荐苏轼为谏官，这本是极有可能的安排，火大的王安石，对与他平级的同僚提出来的方案，照样也给毙了。
十一月初六，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神宗想起用苏轼，无论如何，苏轼是他爷爷宋仁宗选拔的才俊，是他老爹宋英宗赏识的才子，但王安石跳出来反对，把他对苏东坡的不满，大大地宣泄了一通。据《长编拾补》云：“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检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由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并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他的这番怨言，既有不实之词，也有道听途说，但更多地让我们窥见其内心深处，撇开政治之外的那种文学家的较量。他提到的苏作《贾谊论》，与他作的《明妃曲》，皆以汉朝历史为背景的文章和诗词。嘉佑年间，这两篇东西轰动一时。相隔十年之后，王说起来还是咬牙切齿，因为曾经抢了他的风头。从计较这等小事，本是政治家的王安石，一下子成了完全的文学家王安石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二月，新法推行一年以后的弊端，逐渐显现，举国上下，苦不堪言。应该是绝对文学家的苏轼，成为公开挑战王安石的政治家，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坚论新法之不可行。据《长编拾补》卷七，“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法，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有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苏？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这段君臣之间的对话，完全暴露王安石在文学上压不倒对手，在政治上却可将对手打趴在地的嘴脸。
最后，王安石竟然怂恿他的亲家谢景温检举苏轼，诬告他“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神宗当真了，立案调查。好在那时没有双规这一说，苏东坡心里坦荡，照吃照喝不误。最后，查无实证，王安石也只好黑着脸，两眼一抹煞，不了了之了。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评论王安石：“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但也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未免自视过高，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说他们是流俗，又固执不受人言，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大师的这些论断，归纳为一点，最好做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实际上还是脱不了文人本色。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感情用事，偏执人格，任性而为，说明他血液中终究是文人的禀赋居多，所以他给中国人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文学，而不是加速北宋灭亡过程的熙宁变法。
虽然，将王安石神圣化，光环化，是近年来一种时髦。王安石在他被污名化的将近九百年间，他几乎无一是处，差不多被描绘成臭大粪，这当然是很大的偏见。而在近一百年间，王安石的历史价值重新被认识，被肯定的时候，中国人的浅薄和偏激，又朝着相反的方向，把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统统扔进恶水缸，这就更不足为训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任何攸关全民生计的大事大情，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不能因为其道德之高尚，品格之完好，动机之纯洁，愿望之善良，就以为自己有权可以驱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没顶之灾中，为其政治实验做牺牲品，那是绝对不可忍受，不可允许，也不可原谅的。王安石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回事，更不把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的意志当回事。他开着那辆快要散架的帝国破车，只顾踩着他的油门，加速度地向前冲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同志们哪，老乡们哪，我可是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了你们才这样干的。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苏东坡看着这位黑脸车夫，心想，算了吧！尽可能地离你远些，求个安生吧！于是，他给神宗打了个报告，陛下，你还是恩准放我外任，到杭州做太守去吧！
于是，在这场表面很政治，其实还是很文学的较量中，两位文人，说不上谁输，也说不上谁赢，双方打了个平手。
文人的较量，最佳状态为实力的较量，才能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较量，谁是半斤，谁是八两，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切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之中，那么，赢也赢得安心，输也输得甘心。但有的文人，他只能赢，不能输，他又没有本事赢，可他不想认输。怎么办，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或站在明处，或躲在暗处，取得压倒对手的优势，拿着奖牌，捧着奖杯，数着奖金，披着奖带，面不改色心不跳，气壮山河冲斗牛，那才是文坛上最令人气短齿冷的丑恶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