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每天还喝一点水的李九莲，此后一口水也不沾了，狱方便强灌鸡汤、牛奶。李九莲将牙齿咬得紧紧的，对方就用汤匙往嘴里撬，撬断了再换根钢精的。强灌还是不行，便趁她神态不清时，进行鼻饲，可只要她稍有知觉，便马上将管子拔掉……在这二十多天中，在一对深深凹陷的眼窝里，她的眼睛始终紧闭着，似乎人世上的一切，远不如一个幽暗的世界来得真实。偶尔，也睁开过几次，晶晶闪闪，莹然欲泪，噙动的泪珠却难以掉下来，仿佛她连落下一颗泪珠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她总是喃喃絮絮地说着同一句话：
“你们……让我死……让我死。”
6月中旬，李九莲又在昏迷状态下，被押送到位于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
她已经绝食近一个月了。抬进囚室时，恍如是从埃及哪座金字塔里挖掘出来的一具木乃伊……珠湖农场的干部，首先将她作为人来对待。场长、政委、教导员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制定了几套抢救她生命的方案。还专门派了一个女犯照顾李九莲的生活起居，派了一个犯人医师给她配制药方，再由场部一位医生检查实施。六年后，朱毅在珠湖农场抄到了这次会议的记录。
然而，李九莲又绝食了四十余天，前后累计起来，她共绝食七十三天，只是在被强行注射葡萄糖液的情况下，她才免于一死。朱毅在狱中也绝食过三十三天，出狱后，他曾查问了这方面的资料，自中国有记载以来，还没有发现谁，绝食超过了七十三天……1975年8月1日，李九莲第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
同室的一个女犯人，经场方的同意，搞来了一只猫，不知怎的，那猫就爱在她床上闹。她将这块巴掌大的地方让给了这活泼、可爱的小生命，扶墙站了一会儿，她又坐了下来，和猫逗着玩。她惨白的脸上，也第一次有了笑容，尽管这笑容那么无力，又稍纵即逝，犹如一夜风雨过后桃枝上的最后几点残红……这被当作一件大事，由一个女犯人风风火火地去报告了。一位姓田的女教导员，闻讯后赶快来了，她看到李九莲，目光里是洋溢不住的喜悦，喜悦之中，还隐隐含有母亲般的慈爱，不迭声地说：
“好，起来就好，不要一天到晚躺着，你起来就好……”
这天，李九莲站起来两次。第二次，她挪着瘫软的步子，移到了窗前，向着窗外看了好久、好久。
已是夏季了。蓝熟得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姑娘们发梢般摇曳的墨绿柳丝。耳朵里，蝉声如雨，清风中，瓜果飘香。四季没有偏见，太阳没有偏见。阳光对于大墙内的人们，同样挥洒自己的浓烈。男人们光着黝黑的脊梁，女人们光着膀子的黝黑。他们收割播种，他们汗水如注。如同蝼蚁必须适应蚁穴一样，他们得适应这大墙内蒸腾的八月……没有比在这里，更能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活的严酷了！
望着窗外，李九莲在想着什么呢？
是什么促使她在整整绝食七十三天之后，又站了起来，继续坚韧地走完她遍布荆棘的人生之旅呢？
不知道了，不知道了，这是一个灵魂在死去活来中蜕壳的秘密，这是一个生命在碱水里、在酸水里淘洗的秘密。
后来人，唯有在李九莲此后二年多的日子里写下的文字中，去触摸她的思想轨迹--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象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死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作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1976年10月。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几个月前，刚写毕“批邓”诗稿的郭沫若，又以一阙激情浓郁的《满江红》，风靡了神州大地……
几乎在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的发行和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工作进行的同时，仿佛失传多年的《南泥湾》唱起来了，《绣金匾》唱起来了，一曲陌生的《交城山》，也在天南海北传唱开了--
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在美。
大山里有支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位华政委……
“伟大领袖”变成了“英明领袖”。而且，他身板结实，精力充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大的身材穿一件合体的崭新军装，扬手向广场上几十万欢呼雀跃的群众致意时，颇有将能率领中国人民开始伟大的新长征，并胜利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抱负与气概。
但是，扬眉舒怀，吃了螃蟹又喝老酒的中国人，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后，那份热烈，便像瘪了气的车胎，代之以焦灼地期待，或者冷漠地旁观……
1976年11月18日，当时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抨击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所作所为：“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他明确无误地反对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
他要求继续办走“五七道路”样板的辽宁朝阳农学院。
他指示继续放映以“批邓”为主题的影片《决裂》……
其理由，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不露锋芒的那位“英明领袖”，正忙于运筹在中国建成十个大庆式的油田，还有几百个重点建设项目，以图三年大见成效。似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依据“文革”中的经验，以两报一刊联合的形式发表社论，这绝对表明了它的精神来自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其关键的一段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越重担，战胜一切困难。
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几乎有如黄果树瀑布一泻而下的长段，说穿了便是三个意思：
一、既然毛主席说了“你办事，我放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就应该放心地去华主席宽广的胸怀里享受长治久安了。
二、既然毛主席号召“批邓”，人民群众翘首以待的邓小平的复出，非但没有了可能，而且他也该和“四人帮”一样，在政治上、思想上批倒、批臭。
三、既然毛主席亲自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人民群众呼唤平反已久的“天安门事件”，只能是板上钉钉，无反可平。不能说这是一派胡言。
毛泽东，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伟丈夫也--“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毛泽东：《伦理学原理》之批语）
他从青年时代登岳麓山栉风沐雨、磨砺筋骨时起，“任一己之心力，主万民之沉浮”；他将祖国大地写进诗里：“茫茫九派流中国，”“百年魔怪舞翩跹”；他将诗铺在了祖国大地：“萧瑟秋风今又是，”“天翻地履慨而慷”……
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为一身的毛泽东，他博大的视野，奇诡的想象，永不疲歇的斗志，坦荡而又不乏韬晦的内心，复杂而又充满魅力的性格，既造就了他壮丽辉煌的活剧，也造就了他令人扼腕而叹的悲剧……是的，“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李泽厚《青年毛泽东》）。
现在，那庞大的身影刚刚消失于风光旎旖的中南海，可即将要移去宏伟的纪念堂，化成一座鲜花四季环绕的永久汉白玉雕塑，怎么能就否定掉他老人家逝世前不久说过的话呢？
又不能不令人心里发怵。
如果说，这个六百五十余字的长段，真成了中国的总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然是沉重得不能解体的集装箱，“天安门事件”和“批邓”依然是动不得的原装货，那么，1976年10月6日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对于祖国的历史与未来，能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一阙《满江红》，一曲《交城山》，以及一张千家万户的墙上与毛主席像并排挂着的华主席像？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此信里还没有明确批判“两个凡是”的话，在5月24日的一次谈话里，邓小平便以手术刀般的犀利，剖析了它的荒谬--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话每句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然而，富有卓识与勇气讲出这番话的邓小平，尚没能出来工作。他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即使恢复之后，可他“文革”期间蒙难于江西，在南昌望城岗步兵学校那个围有冬青的小院里，每逢晨昏日复一日地踩得发白的沙石小道上所孕育出的成熟、坚定的思绪，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被党的中央委员会所瞩目和首肯。
犹如“两报一刊”社论刊出时，冬天欲去未去，春天欲来未来，即使是江南的原野上，那对于春之翼最敏感的柳丝，也只是刚刚小心翼翼地生出几星鹅黄的芽茸……
中国有了两年的徘徊！
一个巨人，刚刚抬起头，动了动胳膊，世人以为他终于醒了。将要拔地而起，岂料他伸伸懒腰，打了个不长也不短的哈欠，又慵倦地睡了……
这是在抛弃与选择之间的徘徊，因为抛弃不了什么，也就选择不了什么；
这是在撕裂与再造之间的徘徊，因为撕裂不去什么，也就再造不成什么；
这是在现代迷信的神殿前继续跪伏，与在思想解放的广场上高扬起人的头颅之间的徘徊，因为还在跪伏，也就高扬不了头颅……
在后人眼里，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两年。实践，只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天经地义。充其量，这只是中学生黑板上的命题。可是，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就这么个智力水平。
历史的惩罚，导致了现实的徘徊。人的徘徊，有时还有散步花前月下的情韵。可一个时代的徘徊，有时却不亚于战争，仍要以鲜血与生命作为代价……
李九莲仍在服刑。
朱毅仍在服刑。
继钟海源等十五人被判刑后，1977年8月，9月，直到1978年初，原“调委会”成员中，又有三十余名被逮捕、被判刑。近五十人的刑期加起来，共达五个世纪。
此外，原“调委会”成员和直接帮助过工作的人员中，有四十六人被开除工作，或开除留用。有二十三人受到记过、警告、勒令检查等不同形式的行政处分。
数目更为广大的是因同情李九莲问题，支持“调委会”的干部、群众，他们遍及赣州地、市几乎所有的单位，旁及南昌、九江、吉安、宜春等地区。仅在赣州市，就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或党纪处分。如地区林业局，从党委书记、科长到一般干部，就有十人受到组织处分。教育系统中九所中学，就有三所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所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两所中学的工宣队长受株连……下面的县、工矿也不能幸免。赣县，上犹，甚至偏远的全南，每个县都有一二十人因李九莲的问题而受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