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时代的传统，就是这样通过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后者包括图书馆藏的典籍）接力赛似的一棒接着一棒往下递。北大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曾经有过，甚至现在还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当然有各自的动机。历史似乎不理睬这些随意的解释。历史运行无声，历史所传达的精神也无声。但冥冥之中有一种连绵不绝的精神拒绝轻率和盲从。多少年来，人们都纳闷，所有的北大学生，不管他来自何处，何种出身，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拥有了北大的社会使命感、前卫精神和阔大胸怀，这固然是由于特殊环境的熏陶——通过弥漫于整个校园的那种氛围，人际的思想学术交流和影响，也通过丰富的藏书——文字记载的流传。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图书馆，它再传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和智慧。
北大是吝啬的，它不肯让学生每次借走多册图书，它让你读完一本后再借一本。我们经常为此气恼。但它真有慷慨的时候，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时我们还是学生，突然发起宏愿要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北大图书馆支持了我们，破格允许调出所有的新诗史研究有关书籍文献。我们也不客气，着实从那里拉走一卡车书。1960年一个寒假，六个同学不回家过春节，利用这些书籍硬是写出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发表时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来。
这次学术活动不仅培养了我们通过浩瀚资料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也大体确定了我们今后的治学方向和学术道路。数十年后回想往事，我们难以置信这竟是曾经有过的事实：北大图书馆没有怠慢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它放心而大度地让我们从那里拉走满满的一车书籍。这座最高学府有它南特殊品格，这品格也体现在北大图书馆，它有信任并无资历的年轻学人那种浓厚而博大的气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有赖于名园的熏陶、名师的指点，也有赖于这座著名图书馆给予的滋润。散置在燕园各个角落的那些宁静而温暖的阅览室的灯火，它是我们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见证，如今它已成了点燃在心灵深处的恒久的光明。
青春、理想、进步
现在，我受中文系55级当年留校工作的同学之托，向这次为庆祝我们年级毕业30周年而从各个工作岗位，特别是从北京以外的各地冒着酷暑赶来参加盛会的同学及其家属表示欢迎、感谢和问候：阔别三十年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些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昨天，一位中文系88级的同学问我，55级当年对自己这个班精神的概括，是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战斗的集体”五个字，三十年后你们回顾往事是否有了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我回答说，这种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是：青春、理想、进步。
中文系55级是与这个社会的青春期同步的。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和期待的总体氛围之中。我们响应时代的召唤“向科学进军”，面对长期蒙受苦难的社会，除了勤奋和奉献，我们别无选择。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时代，虽然时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我们为不曾虚度年华而自慰。
三十五年前，我们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年轻的一代人。我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作出勇敢而又有些冒险的选择——我们选择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选择我们。从佩上北大校徽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拥有了自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近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我们承当了民族深重的忧患，以及更新和改造这个古老社会的使命感。
当我们带着被选择的自豪感以及青春的自负与狂傲跨进这个校园，我们当年的那种肤浅和浮躁，立即便被北大无所不在的思考和追求精神所取代。北大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便是沉重的社会承诺。塑造和健全我们的灵魂的是我们的母校，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承认北大是我们的精神之母。我们相信，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已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延续。
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众多的悲剧，我们每个人也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我们都不曾怀疑过三十五年前我们庄严而郑重的选择。我们因个人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这个光荣的名字相联系而引为毕生的骄傲。
我们乐于承认，我们的青春是与理想追求互为依存的。同时我们也乐于承认，我们当年的理想精神是单纯的和天真的。当年我们在从事的专业领域，曾以激情和高效率的、同时又是幼稚的甚至有些鲁莽的方式，实践我们的追求并证实我们的存在。封光流逝，时代变迁，我们的工作当然需要重新评说，但我们依然不怀疑我们青春时代的热情和真诚。
中国社会通往进步的道路是漫长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这种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的精神，是母校北大给予的精神遗传。三十五年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多么年轻；三十五年后我们重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轻。人世沧桑，许多事情会使我们淡漠起来，是友情和对母校的思念和敬仰，吸引我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北大对于我们，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它作为中国的希望和信念的象征也是永恒的和不朽的。
最后，祝同学们在北大的短暂聚会，过得充实而愉快。谢谢！
我所知道的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是一百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九十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论辩、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注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系庆的时候，应当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人的精神。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四月到七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在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的心灵的呼唤。
我的选择北大是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一饭厅一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炫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
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谟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骐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日这种严格要求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唯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人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的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了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我有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