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贵阳市到处在挖地下防空洞，他被派去扛水泥柱。一根近百公斤，两个人扛，那一头人家都放了，这一头他还在肩膀上压着，造成尾椎骨折。当时只知道痛，没去检查，还去工地上出死力气，以至于现在都留着病根。
出完外面的工，回到所里。被派去猪场劳动，每天打猪草，起猪粪。一天，回到家，他摇摇晃晃，连提脚的力气都没有了，妻子一摸，额头上发烫，像刚搁了热水袋，眼睛也红得吓人。邓筱兰赶快带丈夫去市里医院，一化验，指标高高在上，转氨酶已达到四百多，急性黄疸性肝炎！请求让丈夫住院，否则他回所里还得去劳动，开起批斗会也还得去。那时候白衣天使也是战士，革命警惕性很高，医生不同意住院。她只好带丈夫回来，在家里休息了半天。
次日，他还要去猪场劳动。看看手里的体温表，发烧到了39度，她想他再去劳动，弄不好人就死了。她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从此将丈夫关在家里，天天保证他喝牛奶，吃鸡蛋。丈夫难咽下窝窝头，贵阳当时的供应却是百分之三十的大米，百分之三十的面粉，剩下的都是苞谷。除了保证每天给他蒸一小碗米饭，她又清早四点钟起来，背着苞谷袋，去离市区几站路的一个有水磨的小镇上，将苞米粒磨成面，有点面他能喝些棒子面粥，或者拌在面粉里为他烙点饼……
肝炎刚刚过去，又催欧阳下乡锻炼。因为远在新疆，他没有参加1964年的“四清”运动，领导觉得他还必须补上这一课。
邓筱兰跑到领导那里说：要不，我替欧阳去吧，他真的不能去，你们不拿他当回事，我们家可把他当作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了！
结果，欧阳自远没有走。医务室的工作特别忙，也没有让邓筱兰走。
科研工作做不成了，有人做起了木匠活，有人开出一小块菜地，有人养起了鸡鸭。大院门口仍挂着一块偌大的牌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让人多少有“旧日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感慨。
邓筱兰买来一台缝纫机，她教丈夫缝制衣服，有几天丈夫的积极性也很高，把一些旧衣服改造成了时下两个孩子就能穿的新衣服。妻子心中不禁暗喜：真的不要“臭老九”了，咱们回老家当裁缝去……
他的心头有些悲哀，又有些满足。现在他有时间看书了，除了核爆炸、陨石方面的书，他还把1959年苏联开始探测月球以来的俄、英文资料，凡所里能找到的，他都悄悄地弄来看了一遍。
有时，欧阳一边机械地掸去那些早已无人问津的书和资料上的尘灰，一边目光也有些呆呆的，像死鱼的眼睛。
从北京不断传来“打倒***”、“揪斗彭德怀”的亢奋声浪，贵阳这个山城也弥漫起火药味，四川、贵州的三线工厂里坦克、大炮都上了街……反观之下，倒是地化所的生活区显得相对安静：隔几天就可以摘一茬鲜绿的菜地，每天早上几乎都有在鸡笼鸭舍里摸起一两个蛋的欣喜，还有那些打出来角是角、棱是棱的家具，极大地激发了前科技人员们的创造欲……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此时的中国，已被整个打包，装进了一个头角峥嵘、皮相暴戾、血相乖张的巨大怪物里。陨石与这个国家无关，月球与这个国家无关。
中国与月球的距离，还是与“嫦娥奔月”一类神话的距离。
他总会长长地叹出一口郁气，又埋下头来，看那些令他兴味无穷的文字。
他的目光一下打进了灵光，恍若白日里晒蔫了的花草，触摸到了一片湿漉漉的夜雾。他坚信，探月的天途既然已经架设，人类登月的时刻就不会太远。
好在中国念兹在兹“反帝反修”。
1967年冬，欧阳自远和他的“219”小组，又一次突然从地化所“蒸发”了。他们被安排在北京通县一个偏僻而又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的有关准备工作。
翌年，一行人再次来到了南疆的马兰基地。
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已开进场区。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属于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在山体内打进一个很长的坑道，中心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按照“219”小组的方案，坑道末端拐了几个弯，成鱼钩状，为的是中心爆炸后坑道自动堵死，杜绝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1969年春夏之交，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双方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这年冬天的“珍宝岛事件”。
早在三年前的1966年8月，如螃蟹一样骄横地走在北京大街上的老红卫兵们就喊出：要将五星红旗插到华盛顿、莫斯科！三年后，苏联高层也有些“鹰派”人物极力主张趁中国正在内乱之机，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式的突然袭击，其中包括动用核武器，以一举摧毁刚刚建起的中国核能力。
中苏两国总理已定于当年9月间就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问题举行会晤。中国高层显然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一个有说服力的根据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毛泽东本人去了武汉。
1969年9月23日0点15分。
离核爆心几十公里的指挥部里，欧阳自远提心吊胆，借助望远镜，紧紧地盯着在那座试验山顶矗起的十字架。0点14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了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自动爆炸。
没有火球凌空，没有升腾的蘑菇云，只看到十字架蹦上天空，又掉下来。
刹那间，好像整座山在往上抬，倏然又落下来，仿佛它是一个忠实的恋人，与肚皮里的原子弹定了一个生在一起死也不离的契约。
同时，脚下的大地在惊悸，随之，从地心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响声和哗啦啦的石头坍塌声。
欧阳自远悬着的心放下了。山没有掀顶，山也没有裂开，只是山体外围出现大面积滑坡，这说明原子弹的威力超过了人们原先的估计。
一年后，部队从地下核试验爆炸区的地面向爆心打钻取样。
两年后，重新开挖平洞至爆心位置，欧阳自远得以进入爆心。核爆炸的能量还没有散尽，洞里还很闷热，仿佛走进了一个抽象派的画廊，洞壁上到处挂着惊红骇绿，焦黄惨白，或彪悍粗犷，或形态诡异，所有的岩石都变成了带状的岩浆。他感到自己像钻人了已冷却的火山口一样。
取样化验结果，原定的各项指标都已达到。对于附近的孔雀河，他更有自信，保证一百年内河水也不会污染。至今，孔雀河还是那里人们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在近十年的核试验及其有关的研究工作中，欧阳自远撰写并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总结》等二十余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为世界上第一次在石灰岩介质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可行性、科学性、工程设计和安全防护措施，以及爆后的地质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
“219”小组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促进了我国核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非平衡热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邓小平说了一句：科学也是生产力，这只是几千年前古人说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句话的翻版，很快就被郭沫若先生赞叹为“科学的春天到了！”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表彰会上，《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综合研究》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参加国家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工作，也为欧阳自远积累了很多在一般条件下难以积累到的经验，比如，怎样区分什么是核爆炸玻璃，什么是火山玻璃，什么是天然玻璃，或者陨石玻璃。还有对撞击的理解，其实，天体的撞击过程与核爆炸的进程相似，都是高温高压下的冲击。
随着对太空深入地研究，他日后能有恢弘的想象力，描绘几千万年前小天体如何撞击地球，由地下核试验而来的经验便使他在这方面大获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