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点儿没有责怪爸爸，她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傻瓜，这事你只能去做，还要尽力做得好。想想你的三个孩子吧，你要让他们顺顺利利长大。”
我不知道爸爸写文章跟我们长大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明确：我很不愿意让憧憬了一整天的捕鱼捞虾的美妙生活成为泡影。我跑到爸爸面前提醒他：“你说过的，你从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渔夫。”
爸爸蹲下来，把我的手抓起来贴到他胸口：“小米，知道不知道爸爸心里很郁闷？能不能摸得出来？”
我摇头。
他做出很失望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很懂事了，能够理解爸爸的苦衷呢。”
妈妈抗议：“别对孩子说那些太深奥的话！”
“我不会的。”爸爸申辩，“我只想告诉孩子，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随心所愿。”
“够了，够了！”妈妈一再喝止。“你觉得我们家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午饭刚吃过，赵志刚一头大汗地冲到我家里来，没头没脑地问我：“看见她了吗？”
“谁？”
“那个女疯子。”
我有两天没上街了，不知道外面居然出了个女疯子。
“快走，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还要写……”
“一定要去。我和齐小如打了赌，你要去做裁判。”
这个悬念让我兴奋起来，打赌怎么会打到疯子身上？
街上很热，太阳热辣辣的，人们都睡在敞开的大门洞里享受过堂风。狗儿哈啦哈啦地吐着舌头，两眼发直，喘气艰难。猫摊手摊脚地斜卧在荫凉处的青石板上，看见我们走过去，眼皮都不带撩一撩，懒惰得成了精。满街的大字报裸露在正午的阳光下，白花花的一片，如果认真去看，眼睛就会流泪，像刺进了无数根钢针。我注意到大字报上的黑体大字几乎是一致的：打倒党内最大的工贼、叛徒、走资派！这就是说，从明天起，我爸爸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内容，不断地写出新的大字报，直到把墙上的每个空隙填满？
赵卫星扯着我脚不停歇地走，经过十字街口，从县政府大院的围墙边绕过去，到了烟酒公司门前的小街。小街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只不过时间久了点，墨迹被雨水冲涮得漫漶不清了，浆糊没刷到的地方，纸张一片片一条条地剥落，鼻涕一样地挂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小个子女人正在掂脚撕扯大字报，“哧啦”撕一片，“哧啦”又撕一片。她神情很专注，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但凡能够撕得下来的纸，一丁点都不放过。碰到粘贴很紧的，巴在石灰墙上的，她就拿指甲去抠，弄出刺啦刺啦让人牙齿发酸的声音。她这样抠纸片肯定不止一天了，因为她的十根手指都磨剩了半片指甲，暴露在外的指尖上的肉红肿溃烂，抓在墙上时，留下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血痕。
齐小如和李志远远地站着，脖子伸得像天鹅一样长，心惊胆战地看着女疯子，随时准备着脚底抹油的架势。看见我和赵卫星赶到，齐小如长长地舒口气，不容我喘息地命令我：“快过去看看，她是不是程老师？”
我心里轰隆地一声响。疯子怎么可能是程老师？程老师教我们一年级的语文，把拼音字母读得像唱歌一样好听，程老师怎么会疯？
我被赵卫星和齐小如推着，万般不情愿地朝疯子走过去。她全神贯注地撕着墙上的纸，每撕一片，嘴里就小声地咕哝一句什么。我们三个人往她面前走过去时，她根本不在意，看都不想对我们看一眼。
我嗫嚅了好一阵，鼓足勇气喊一声：“程老师！”
她果真回过头。她的脸上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污垢，鼻尖上沾着墨迹和血印，眼神既空洞又狂燥，只有一口糯米牙还是雪白雪白的。
从前她经常对我说：“杜小米，我打赌你没有好好刷牙。牙膏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现在她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她根本没有认出我。我们——她的四个学生，她一个都没有认出来。
“撕！”她指挥我们。“全撕光！撕光它们！”
我战战兢兢劝说她：“程老师，大字报不能撕，红卫兵要来抓你的。”
她哈哈大笑，“咚咚”地拍着她的胸口：“谁敢来抓我？我怕谁？我是毛主席！谁敢抓我？”
我真的被她吓坏了，拔腿就溜走。赵卫星他们跟着我过来。女疯子就是程老师，这事情已经确凿无疑，可是打赌的双方都不觉得开心，我们彼此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压了块石头。
晚上妈妈回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她。妈妈很吃惊地扬着眉毛：“是真的？”接着她叹口气说：“她肯定是被大字报折磨疯的。”
上完了一年级，我们学校就一直停课，所以我不知道程老师被贴过什么样的大字报，她在这一年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故。程老师曾经很喜欢我，每次上课要请同学造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她在扫视全班后，照例会请我，我一般都不会让她失望。想到这里，我难过得哭起来，对我妈说：“以后我们班没有老师来上课了！”
妈妈看了看我，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这么想？程老师不上课，还有别的老师啊。再说，老师是每年都会换的，程老师就是不疯，她也不会一直跟班教你们。”
话是这么说，可是没有程老师的语文课是什么样子呢？我心里很茫然。
猫眼叔叔跟我爸爸狠狠地吵了一架。爸爸回来向妈妈汇报说，吵得真翻了脸，他差点儿没动手绑起老郭来。
“天啊，你们两个人那么意气相投！”妈妈正在给婴儿换尿布，这时候停了手。婴儿在她怀里舞手蹬脚地哭起来。
“你猜他要干什么？他要回南京开结婚证明去！想想看，这种时候回去，他不是自投罗网，现成送上门的批斗靶子吗？再说了，结婚要做政治审查，他和小潘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经得起审吗？活生生地把批判目标往自己身上引嘛！”说到这里，他烦燥地来回走两步，突然吼骂一声婴儿：“你能不能不哭了？”
妈妈一声也不响，马上抱着婴儿站起身，摇来晃去地哄她。
爸爸道歉：“对不起，我是让老郭气昏头了。”
“你分析的这些情况，他一点听不进去？”妈妈怕吵了婴儿的觉，小声问。
“听不进去。他说他这些年里飘泊浪荡够了，能有一个敢爱他的人，愿意跟他成家的人，他很珍惜。他说他只要提到一个‘家’字，浑身都会哆嗦。”爸爸叹一口气：“恋爱中的人，是不是都有一股子飞蛾扑火的劲？”
妈妈走来走去，轻拍婴儿的后背。婴儿已经在她怀里睡着了。
“如果是这样，”妈妈说，“你拦不住他。”
爸爸把两手张开，做了个无可奈何又痛惜不已的手势。
猫眼叔叔走之前，我到文化馆送他。他在仔细地擦那架老式钢琴，往一块软毛巾上涂一点点透明鞋油，一圈一圈地摩挲，把钢琴外壳打磨得铮光发亮。“帮我看好它，回来我请你吃巧克力。”他笑眯眯地拍拍我的头。
我还想送他到汽车站，爸爸拉住我，朝潘姐姐努努嘴。我明白了最后的告别应该是给他们两个留着的。
猫眼叔叔走后，我莫名其妙地染上一个毛病：没事就喜欢撮起嘴唇，舌尖顶住下排的门齿，吹出“嘘嘘”的哨音。每次我一吹，我妹妹就以为是有人哄她尿尿，很乖巧在尿布上来那么一泡。尿不多的时候，她憋也要憋出一点点来，生怕对不起我的哨音似的。这样，她屁股下面的尿布总没有干爽的时候，气得我外婆赶我出门：“要吹到河边吹去！”
有一天我在河边终于吹出了一个长长的、无比悠扬无比美妙的乐声：“呜喂——”
我狂奔回家，告诉蹲在院子里挖泥巴的圈圈：“听见了没有？我会吹《星星索》了！”
圈圈仰起脸，傻不愣登地望着我。
“《星星索》，猫眼叔叔吹得最好听的歌，你忘了？”
我撮了嘴唇，试图吹一个完整的印尼民歌给他听。可是我憋足了气，只吹出一声“呜喂——”，往下气就漏了，再也不成调子。
圈圈嘻嘻地笑，他以为我是故意像个小丑一样逗他的。
很久很久都没有猫眼叔叔的音讯，我们一家都很惦记他。爸爸念叨着，要是宣传队再集中排练和演出，他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作曲和指挥？外婆则感念猫眼叔叔在“五湖四海”肆虐的日子里为我们家做的一切，她说，小米眼睛被打伤的那晚，要不是老郭背着往医院跑，耽误了医治都是说不定的事。圈圈呢，他有时候会盯着我要求吹“我家的表叔”，可他不知道我天天练习也能吹出来一声“呜喂——”。妈妈没听过猫眼叔叔吹口哨，在她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吹口哨的都是小流氓。她皱着眉毛批评我：“别做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
有一天傍晚，夕阳西斜时，忽然有一只鸽子在天空盘旋，然后披着一身金光，扑啦啦地落在我们院子里，昂着脑袋，“咕咕咕咕”地叫。我奔出门一看，这不是曹叔叔那只曾经从北京飞回家的“信鸽王”吗？你看它瞪着那双红玛瑙眼珠四处打量的模样，它在寻找这院子里熟悉和亲切的东西呢。
我赶快到曹叔叔家，报告他这个好消息。曹叔叔一秒钟都不耽误地爬起床，柱一根拐棍，一只脚跳啊跳的，跟着我出门。他远远地站着，不让我惊动了“信鸽王”。我听见他喃喃自语地说：“千里万里，它还是想着这个家啊。”
一扭头，曹叔叔的眼睛是潮湿的，像夕阳中映着鸽影的湖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