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增大和战争次数的增多，军事将领的位置也随之向后移动。至战国晚期，军事将领所处的位置已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组成了军阵的首脑机关。从三号坑可以看出，秦代军队在战争中指挥机关已独立出来并置于整个战阵布局的西北方向。这个指挥机关的产生和位置的选择，既有利于将领研究制定严密的作战方案，又便于观敌布阵，知己知彼。更为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基本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的发现，使当今人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作出古代军事战术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结论。
既然三号坑是整个军阵的指挥机关，它的形状结构以及坑内的布局自然变得特殊。坑中的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车马房中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纹饰，同时在车左侧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４２厘米的彩绘花盖。战车上没有发现兵器，战车的背后，俑的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在一号坑出土的战车往往会有３件陶俑，而且车后尚有数量不等的随车徒步兵。而三号坑出土的战车上有４件陶俑，在春秋五霸以前的战场厮杀中，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尾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身份高于御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站立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应为普通的车左或车右。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一种乘坐４人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当属于这一类型。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战车又似乎不同于春秋时期的驷乘指挥车。那么这辆指挥车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么俑坑的发掘者、着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二号俑坑的车位于队列的最前端，似为前驱车，又可名为先驱军，行军时导行在先，作战时挑战先驱。即在战前向敌军致战，表示必战的决心，然后两军开始交锋。”这种解释也许合乎历史真实，但从现代战争的眼光看，是否可以否定这种“导行在先”，而看作是指挥者的专车，或是视察战场局势的巡视车呢
三号俑坑南北各有一个较大的空间，可能是厢房，因为考古人员在这两个空间的前廊和车马房相接处发现有朽木门楣遗迹。门楣经过髹漆处理，并装有等距离环首铜钉４件。根据遗迹推断，门楣上的环首铜钉当是用以悬挂帷幕之用，继之推断当时车马房进入南厢房入口处是悬挂着帷幕的，借以将两个空间相隔，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而北部的空间与南部相同，门楣、铜钉遗迹俱在，只是建筑形制稍微简单一些。
考古人员把这两个空间命名为南北厢房，这个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厢记》中情意绵绵、荡人心脾的爱情故事，通过发现的帐钩等饰件的分析，可以断定南厢房是军事将领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和休息之处，并没有男女欢愉之事的情况出现，只有４０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队地站立着。而北厢房同样没有闺房痕迹，相同排列着２２件武士俑也均为男人模样，看来这两个厢房是一个阵前指挥部。
综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挽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当然，三号俑坑最显着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
除此之外，三号坑还有一个显着特点是发现了占卜用的实物，这些实物是为卜算战争的吉凶所必备的材料。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在军阵之前或在军队的前半部。卜战仪式最早源于史前时期的石器时代，殷代最为盛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卜战仍然是战前的一项重要仪式。其方法是在龟壳或牛肩胛骨的一面钻孔，灼热后骨背面便出现裂纹，占卜者可按裂纹的不同判断吉凶。可以说，古代人每次军事行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占卜。最显着的一次例子是周武王九年，武王与姜子牙计议，决定东征伐商。周军出发前，作为统帅的姜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执白旄，号令三军将士。周军纪律严明，旗鼓整齐，当大军开到黄河渡口孟津后，赶来参加伐商的诸侯竟有８００之多。就在这时，姜子牙下令班师回营。因为他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检阅部队的战斗力量和试探诸侯的人心向背。姜子牙清楚，尽管他的东征得到众多诸侯的响应，但商朝的实力还比较强大，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伐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师返回。
两年后，殷纣王更加荒淫无道，不仅杀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干，并且囚禁了贵族首领太师箕子，商朝的一些贵族大臣纷纷叛商奔周，殷纣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商贵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观火的姜子牙感到，灭商的时机来临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决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中，兆辞却显示了“征伐将对周不利”的凶兆。恰在这时，暴风雨突然袭击了丰镐，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为此感到恐惧和犹豫，纷纷劝说武王不要发兵征商。惟有姜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坚持劝说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机。周武王终于被姜子牙说动，命大军即刻东征伐商。姜子牙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各路诸侯也纷纷率军前来助战。４０００乘兵车浩浩荡荡地开往距朝歌３０多公里的牧野列阵讨战，殷纣王仓促武装了７０万奴隶和东南夷战俘进行抵抗，双方在牧野展开大战。姜子牙率领周军将士冲入敌阵，商军虽众，皆无战意，看到强大的周军将士潮水般涌来，自知难以抵挡，于是７０万人一起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朝歌。殷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统治中原近６００年之久的商王朝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在姜子牙大战牧野，以周代商之后的几百年来，许多史学家对战争前的占卜仪式进行了研究。历史发展到秦代，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得知这种卜战仪式是否在秦军中应用，甚至有人提出了这种古代卜战仪式在秦代已绝迹。三号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使困惑中的学术界终于看到了实证。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马和兵器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二号俑坑中没有的一堆动物骨骼朽迹和一段残缺不全的鹿角。这些实物的发现，再度证实了秦代卜战仪式的存在。至于这种卜战仪式在秦代大规模的战争活动中如何应用和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一时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或许，随着秦始皇陵园遗迹的不断发掘，这一巫文化之谜会得到破译。
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显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摆布，与此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史前时期的黄帝时代就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战争是两个军事团体武装冲突的最高形式，随着它的延续和发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战斗的双方要战胜对方，就必须把用武器装备的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列，从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于收拢的战斗集团。于是，作为一种临战队形群体布局的“阵”便相应地产生了。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组织艺术，又以多种形式随战争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当这种艺术形式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时，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和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经典性军事文章。当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１３００多年后才得以解开。
１９７２年４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书的４９００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在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轰动的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兵书虽列有十阵，军队的指挥将领要身先士卒，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弃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按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阵法”的范围。但就孙膑的“八阵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王学理就认为：孙膑所划分的“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地说是不可称阵的。而“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也均属直阵的范畴。至于“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之法。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理论的总结自然来自于实践，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所湮没。许多着名战役那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马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窥到了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脉络。三个兵马俑坑真实、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一个规正的长方形出现代表了一个典型的方阵格局。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向世人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坑中最前端横排三列共计２０４件武士俑，他们中除三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碒，足登浅履，免胄束发，手执弓箭的军卒。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临行乱阵。而后续的３８路大军乘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上，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位于军阵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当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作横队排列，背对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
如果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就会发现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绝不是一幅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遗痕。
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这些步兵手执矛、戟、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射杀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布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如公元前６５６年，齐楚会盟于召陵，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请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这话说得过于大了，事实并没有如齐桓公所言，几年后，齐国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抵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齐国兵败的道理在于以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却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及充分利用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