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钧是挺着腰下乡的。
那是1968年11月，17岁的他，高举着红旗，唱着豪情满怀的歌曲，登上北去的火车，直奔黑龙江畔的名山农场（后来的兵团二师12团）。地点是他自己选的，二战后期苏联红军打进东北与日寇决战，先头部队最先从名山突进的。他预见，陈兵百万的苏军如侵略中国一定也会在名山突进。他要守在名山，以生命和鲜血保卫祖国。没想到，他虽然进了“戍边”的武装连队，也常在江边站岗，但主要任务是“屯垦”，开荒种地、烧砖盖房；春种夏锄秋收，年复一年。干起活来，他也是一员猛将。装砖窑，只有105斤体重的他，挑着300多斤的砖坯，上三阶跳板。装粮车，他可以把160斤的麻袋扔到车上。当康拜因手，他可以24小时不下机器，半夜时分，他望着满天的星月歌唱，吓退地边的野狼。因为他能写会画，又是连队文化活动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
王志钧是弯着腰回城的。
1971年11月，因为严重的腰伤，又得了肾炎，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病退。多年以后，才检查出，因为重压，尾骨粉碎，耻骨把腰间盘挤出，压迫神经，没有瘫痪已是万幸。几年前，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的城市，如今冷淡着伤残回家的游子。走下火车，望着他日思夜想的城市，大雪纷飞，他甚至不知家在何处。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父亲下放到知青点劳动改造，曾当过市劳动模范和人民代表的母亲，又拿起油刷当油工。他无业可就，又得了黄疸性肝炎，连医疗费都成了问题。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他在56中找到一份代教的位置。那时教师奇缺，初二结业的王志钧，要教初二。怕误人子弟，他又到道外教师进修学校“恶补”。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校，先点燃火炉，打扫卫生，然后埋头读书，那课桌是他最迷恋的地方，他又拿出当知青不怕苦和累的劲头来读书。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他觉得从教室门口走向讲台这段路很长很累，可一站在讲台上，望着那一双双天真求知的眼睛，他立刻情绪高涨。志钧形象端庄，声音洪亮，表情丰富，一下子吸引了学生，第一课就打响了。不几个月，他竟成了骨干教师，校长带领老师来观摩他的公开教学，那篇古文《曹刿论战》，让他讲得抑扬顿挫，意韵无穷；而鲁迅先生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慷慨悲歌般的讲述让学生们神情庄重又思绪万千；最成功的是他讲鲁迅的《故乡》，他不看一眼教案，侃侃而谈，学生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学校领导如获至宝，对他厚爱有加，第二年就给他办转正手续，可惜转中学教师他学历不够，只好给他定初级小教工资，破格来教中学。
那时初级小教的工资是每月29元，而中教初级的工资是每月37元。有人给王志钧出主意，拿两瓶酒打点一下，定个中教工资也是名正言顺。他回家跟父亲一说，这位正直的基层干部很恼火，“别想那些歪门邪道，跟你妈干基建去！”父命不敢违，志钧跟着妈妈到二商局基建队当了临时工，她对他说：“哪一行好好干，都有出息。”妈妈叫荆佩文，曾被称为油工行业的“女王”，她跟俄罗斯工匠学的手艺，心灵手巧，自己还会设计喷涂花样，参加过市里许多大商场和宾馆的装修工程。受她的影响，志钧从小爱好绘画，喜爱建筑，当建设工程师是他的梦想。刚开始，志钧被派去当力工，拉沙子，活水泥，给瓦工打下手。也当过跟车的装卸工、登高作业的架子工、钻地沟的水暖工。这些活并不比兵团时的劳动轻松，王志钧一干就是4年，腰病多次复发，他只能坚持。
王志钧回忆，那时干基建临时工的返城老知青很多，为了生计，他（她）们重受二茬苦重遭二茬罪。无论多重的活，他们不敢说累，不敢说苦，更不敢说病。有的女知青结婚生孩子都不敢说，生怕丢掉饭碗。在最艰难的时候，志钧并没有忘记学习，他业余时间上电大学美术，上工时偷着看工程师的图纸。他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江南春饭店从地下室到楼顶的结构，因为我在这个工地当力工时，经常趁着午休钻到工程部去偷看图纸，时间长了就了熟于心了。
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因为聪明能干，王志钧被挖到了道外服务局维修队，他自告奋勇组织一个油工组，他立下了军令状，第一年让油工组转亏为盈，第二年挣大钱。他也提出了要求，如果头两年目标实现，第三年，让他搞美术。他靠自己的才干把一个混乱的油工队伍建设好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实现了自己干装璜美术的愿望。维修队搞美术，就是为各个小商店小饭店画牌匾，在各个饭店的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是维修队惟一和美术贴边的工作，志钧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岗位。
上任前，他自费出去考察。他跑到了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大城市，走在繁华的街道上，聚精会神地仰望各种牌匾，一会儿照，一会儿画。饿了啃一口馒头，累了坐在道边歇一会儿。五十六天，他已记不得跑了多少地方，他只记得鞋底磨露了，速写本已画满了。回来之后，他把维修队的美术组变成了美术服务社，开始面向社会服务。他们的办公室是三间没有窗户的空房子，他们的窗台上搭了一块木板，窗外贴了一张纸条：“谈业务的同志请从此窗入内”。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美术装璜业的创业传奇。所用经费是大家凑的，所有生产工具都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
王志钧开业的第一件活，把道外“南滨旅社”的红色牌匾换成了黑地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只有红色才最安全，可志钧觉得这种千篇一律，不适合审美，黑地金字形象鲜明，也好看。接着他又把名店“亨得利钟表眼镜店”也换成了同样的牌匾，由此王志钧引发了这个城市牌匾装饰的一场革命，由原来的惟政治化，而变得更丰富多样了，更适合大众审美，也更有民族特色了。勇于创新的他把新技术新材料也引进了牌匾的制造，把过去平面的改成立体的，用有机玻璃和铝合金装饰。牌匾字，由过去的一般色调的非金属字，改用镀铜、木字贴金，后来又研制成功了球面铜字。经过两年的试验，他多次昏倒在80多度的高温的干燥室，终于研究出木材电镀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获得两项国际大奖。
谁能想到在这个不被艺术家看好没有高科技进入的牌匾行业，一个病退的知青创造了奇迹。在王志钧的领导下，哈尔滨市美术装饰公司成立，他们在实现了本地牌匾更新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北京。在他的眼里，北京的许多牌匾很不理想，与这个文化大都市并不匹配。他很自信，只有自己才能让他们焕然一新。志钧给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写了一封信：“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书法大国，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百货大楼又是世界商家的凤毛麟角，可你们的招牌实在与之不配，我愿为你们制造一个最好的牌匾，而不取任何费用。”信是1984年5月1日发出的，6月3日收到百货大楼的来信：重建牌匾也是我们的心愿，请速到北京面谈。
王志钧和百货大楼的李景祥副总经理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他们一拍即合，马上动手。第二天，李总领着志钧到俱乐部一看，他们已请北京的大书法家写了二十多幅“北京市百货大楼”，其中有启功、李铎、刘炳森等先生的作品。志钧眼界大开，他和李总一商量，选中了刘炳森那幅厚重敦实的隶书。他们给刘先生打了电话，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赶来了，又根据志钧的要求重写了几幅。志钧选好后，马上回哈尔滨制造，40天后的7月14日，7个高2.4米，宽2米的木制贴金大字立在百楼大楼上，王府井大街上的游人都赶来观看，一时间广场上人山人海。刘炳森先生大悦，他的字第一次制成这么大的牌匾，从此他和这个才华横溢的哈尔滨小伙结成“忘年交”，谁再让他写牌匾，他都指名让王志钧制造。这是后话。
王府井的成功让王志钧信心大增，1987年7月，他又把目光转向了更显赫的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这座高106米的大楼，规模宏伟、美丽壮观，气魄超群，但美中不足的是大楼上的牌匾还没有装上。这是大楼的点睛之笔，想干这项标志性工程的北京、上海的企业有七八家，哪家都比哈尔滨的有实力，但王志钧的方案设计新颖、选材考究、布局合理，价钱不高和工期又短，还是被中央台选中了。
又是经过40天的苦战，王志钧他们把制好的“中央电视台”5个大字9月25日从哈尔滨运到了北京。离国庆节还有5天了，如何把这每个高1·6米、宽3米、重300多斤的球面大铜字安在这雄伟的建筑物上，人人都为他们捏一把汗。可是他们顺利地在9月29日，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央电视台中心大楼上这几个大字，在灯光辉映下，照亮夜空，那一刻王志钧和来施工的战友们都流下热泪。
当晚广电部副部长王枫亲自设宴招待王志钧和他的伙伴。这之前，志钧曾向部长表示，如果这牌匾制不好，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的大楼上跳下去！酒桌上，王枫说，这回你不用跳楼了。大家一片笑声。作为奖励，王志钧还被当做贵宾请去参加1988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和许多着名企业家陪同领导坐在主桌。
也许王志钧他们的行动感动了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人员，1990年9月李扬作为制片人完成了一部歌颂王志钧和他的团队的专题片《大牌匾与小字辈》，他用那独特的“唐老鸭”声音说：“本应成为艺术家的他，却没有追求个人艺术成就，而是用他的才华装点江山，装点城市。本应成为富翁的他，没有去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使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一群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不断开拓进取，默默地为年轻的共和国做着贡献！”这个节目在央视一、二、四频道播出，王志钧名声大震，订单多得让他们干不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