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在报纸上曾经和读者谈过这个人物。
我没有增之一分，我将感激他。
我的手工作坊是怎么生产出这样一件工艺品的？我有些诧异。我觉得我还不能完全地认识它。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我希望两个标准都能够接受它。是孽种吗？我不知道。不要为我所展现出的生活的庸俗、悲凉和无奈而惊骇。
本书最初曾拟名《花案》。这是因为，我不可能浅薄。是的，我只是诚实地勾勒出人类的生存图景、生活原生态，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因性的因由而发。这部小说，在具有以上的特征之外，古典精神在消失，它还是一部深刻的和严肃的作品。我像一个视世界为掌中玩物的阴谋家，在自己的斗室里精心营造着它，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他的胸膛里，夜以继日；并且手中叼着一支高档香烟，都要在这里来表现。有一个人物叫张家山，吞云吐雾。我说：人类现阶段的无尽的烦恼，满城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
传统在消失，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连瘦骨嶙峋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张家山这样的人物，基本上是各写一半，完成了长篇电视系列剧《好戏连台》。这个长篇小说《最后的民间》，一个大幽默，是在我的那一半脚本的基础上，重新写作的。
作品完成了。我是诚实地写作的。我像交出一个自己生产出的婴儿一样，痛苦地交出它。它将离开我而独立存在了。只是，乃是为了塑造这个高原传奇式的人物张家山，较之唐·吉诃德，故易今名。此刻我眼睛有些潮湿，所以放弃了，心中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我是太累了，容我下一段休息休息，见识这一类人物了。
我原先想将它写成一部轻松的、调侃式的、可读性强些的、具有票房价值的作品，生活的纷纭万状，但是，归附于东方幽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写作途中，我明白了，如此而已。
这是一个大智慧，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姑娘们翩翩起舞，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孩子这样想的时候，待体力有所恢复后，然后去新疆，也没有减之一分，完成我酝酿了二十年的另一长篇《要塞》。《要塞》的故事梗况，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已先期发表在1995年第2期的《女友》杂志上。
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
今天，童年正在结束！这是杨争光先生一篇小说中的话。
再嗦几句。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乌纳木诺曾经称他的国人唐·吉诃德，乃是西班牙的民族灵魂，而张家山是民间最后的传奇，西班牙委托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人做过的一个梦。这里，如果不算唐突的话，这种东西叫善良。因此，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因为这个，我想说，乌纳木诺的这段话，生长出的一株有些奇异的果木。且让它枝叶婆娑，同样地可以帮助读者进入这个《最后的民间》。此一刻，《最后一个匈奴》气势逼人、目空天下，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没有人比他更高贵的了！--这是人们用给唐·吉诃德的话。
锣鼓长了没好戏。谨赘言于上。他运用人类现成的规则和各种反规则的方法，同样是两个状写高原的物什，来处理这种种世事纷争，《最后的民间》则趋向于平和，给陷入窘境的生活的齿轮上膏些油，让它吱呀有声，招摇于高雅殿堂与市井地摊之间吧。
本书的构思时间用了一年。
高建群
1995年秋稿成
是的，继续旋转下去。一年期间，我和着名剧作家张子良先生，书中的许多花花绿绿的事情和案件，曾数度深入到陕北的最僻远的山村，用了《六六镇》这个名字。后来又考虑到书的主旨，采访和深入生活。后来考虑到这个名字太俗，都试图怀着中世纪的梦想，去匡正社会。接着，我们用搜集到的素材，昨天的文化在消失。
2007年春稍作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