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直面现实的写作倾向中，反映社会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少。但比较之下，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作家出版社2002年8月版），内蕴更有分量，写法更为独到，称得上是新世纪改革文学的最新成果。
《大江沉重》是以一个人为主角，以一个县为舞台，徐徐铺展开来的改革壮剧。原拟派往新特区任职的省计委处级调研员邝建童，由于行政区划的临时变更，突然改派为贫困山区的沧宁县的县委书记。“富得流油的发达地区”没去成，来到“连县城都没有”的沧宁县，邝建童没有退缩，没有畏怯，反而在近似一张白纸的山地、滩涂，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新建县城，修跨海大桥，建中线走廊……硬是把一个贫困荒凉的老区，变成了一块兴旺蓬勃的热土。
作者充分施展了以小见大、以事写人的功夫，围绕着建县城、修大桥等几件事，就把邝建童的不凡胆魄与非凡智慧，步步深人地揭示了出来。为了拉动全县的经济，他把原定的在官渡镇扩建县城的方案，改为了在七星镇沿江一带新建县城的方案；并以暗中运作的方式使自己的想法成为了既定事实；为了修建对于县城和全县举足轻重的跨海大桥，他携县长施之锐亲赴香港去“空手套白狼”，通过利用港商的前期投资托人“炒楼”的非正常方式，筹措到了可观的资金。他的这些做法，无不超越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但抱定一个“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的想法便义无反顾。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念在垫底，这样一个热望在支撑，他既在官场同官商斗，又在商场同奸商斗，还要应付体制内的勾心斗角和黑社会的尔虞我诈。如此的不畏艰险，如此的不怕牺牲，简直可以和解放战争中的董存瑞、抗美援朝中的黄继光相提并论，甚至比之他们还要不易；因为现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既没有显见的敌人，还需要高超的智慧，那委实是魄力与智力的双重较量。
邝建童以敢下地狱的精神“敢为人先”，是他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要、为重和为先，是他坚信“发展是硬道理”是统摄一切道理的最大的道理。正因如此，他的大胆，不是蛮干；他的激进，不是胡为；因为他怀揣正义去冒险，一身正气去越轨，县长施之锐看不惯他的行为方式，却总是对他的工作予以积极配合；上级检查组不满意他的有意冒进，却也为他尽力开脱问题；乃至他被调离时本想悄然离开沧宁，但四村八乡的村民与居民知晓后自发地排成长龙阵来送行，并齐声祝他“一路平安”。望着送行的人群，邝建童“高举酒杯向四方颔首致意，热泪盈眶”。这是人民群众对人民公仆的最好评判，也是人民公仆从人民那里所能获得的最高奖赏。
作品在结尾部分有关邝建童给郭天南的临别赠言的描写，以浓墨重彩的、一笔，把邝建童的形象乃至整个作品的意蕴都大大提升了。邝建童对郭天南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用乌纱帽来赌博，为地方办实事，经常出格越轨的做法可能过时，今后再不能拿干部去堵枪眼扛炸药包了”；“但是，为人民办实事好事，敢于负责，勇于牺牲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也不能扔下……”这样两点，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邝建童的理性与清醒，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甘心情愿地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换取沧宁的发展与腾飞的。可以说，他是把悲剧当成壮剧来演出，并取得了切实的成功的主角。如此独特的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委实是不多见的。
《大江沉重》的意蕴是异常沉重的，这里，当然首先是邝建童这个改革与发展的“弄潮儿”的遭际的悲壮。他奋斗了，也付出了，但除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个人的命运仍然前途未卜。还有，在邝建童这个改革者义无反顾地为沧宁的发展殚思竭虑，有时甚至是焦头烂额时，同为“人民公仆”的郑大龙、赵继雄等却借权谋私，甚至以种种手法构陷邝建童；而曾经做过邝建童上任时的“伯乐”的某部领导胡谦，在沧宁的改革涉及到个人利益时，也毫不手软地对邝建童下套使绊。施之锐这个同样精明强干的新锐搭档，与邝建童在前呼后应的同时，有时也若即若离，实在也称不上同心同德和全心全意。在沧宁这块改革的热土上，除去一个弱女子夏淼淼，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坚决站在邝建童一边外，邝建童几乎是一个孤独的孤胆英雄。这种英雄无帮手，先锋少后援的情形，难道不也是不该有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
阅读《大江沉重》，给人的感受是沉重的；掩卷沉思，摆出的问题也是沉重的。正是这样两个沉重，《大江沉重》具有了它特别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不愿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部描写时势造“鬼马人精”式的改革英雄的作品，而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部“鬼马人精”式的改革英雄呼唤“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时势真正形成和快些到来的作品。
在广东这块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它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文学创作上也不时出现艺术地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作品。如钱石昌、顾伟雄的《商界》，邹月照的《告别残冬》，程贤章的《神仙老虎狗》，陈国凯的《大风起兮》，余松岩的《虹霓》，彭铭燕的《世纪贵族》，何卓琼的《蓝蓝的大亚湾》等。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以题旨意蕴上的深度和艺术表现上的力度，有力地强化了这一创作倾向，从而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改革文学中的一朵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