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问世之后，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作为在直面现实的一种倾向，一直存在着、发展着。但因为缺少卓有分量的佳构力作，改革文学一直未能在当代文坛形成应有的气候。人们从这类题材小说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那些记述改革大潮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多。小说家们怎样在这一方面作出不负时代使命的探索，人们久久地期待着。
1999年间，“改革文学之父”蒋子龙以有力地反映改革进程的不确定性的《人气》，给改革文学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气。最近，以直面现实见长的陈国凯又以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强化了改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倾向。这两部作品的出现，不仅使改革题材小说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接续，而还在于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改革题材小说的艺术质量予以了一定的提升。
即以《大风起兮》为例，这部以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发展为原型的小说，就没有停留于对原型本身的一般模写，而是以多条线索的艺术生发，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现实改革图景，具有了观念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多重深度。
首先是小说在对工业区的创建与发展的描绘上，既没有巨细无遗地全景式的复述其具体过程，也没有在征地、建厂、修路、盖房这样一些表面现象上滞留笔墨，而是通过“不查档案，只看表现”，不拘一格地选贤任能、冲破现行管理体制，所有的工程都按国际惯例进行工程招标、干部所管辖的工作范围内出现问题主动引咎辞职、干部实行聘任制、住房全部商品化等几个重要事件，从体制的改革和观念的新变的层次，揭示了工业区改革的烈度与深度。方辛、罗一民、胡逸儒、董子元这些工业区的主要创业者，由此也以革故鼎新的思想解放者、摧枯拉朽的体制创新者，栩栩如生地站立在人们面前。他们这种旨在扬清激浊的工作，必然造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从而使工业区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引动了北京的汪志杰、上海的张沪生、武汉的王栋梁等一大批才俊献策献力。改革很难，难就难在要在已有体制上去突破，在旧有的观念上去创新。改革可贵，贵就贵在它既是经济的创造，又是思想的革命。方辛等人由外到内切切实实地做到了这一切，因而让人起恭起敬，也因而值得大书特书。这种透过区域的经济变化着眼于人的精神变化的视角，抓住了要害，突出了根本，使读者看到了工业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关节所在与内因所在。
其次，作品以较多的篇幅穿插描写了方辛、罗一民、董子元当年在东江纵队的经历，以及在新时期伊始临危受命移师商界的经过。东江纵队，是方辛等人已往的经历，也是蛇口这块土地的过去。当年，他们在这里解放宝安、炮轰英舰，煞是威武，好不痛快。但在“文革”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一贫如洗，使他们不能不惊愕不已、揪心不已。他们是带着老首长“拿出当年打仗的劲头，尽快把工业区搞起来”的嘱咐和“别忘恩负义”的告诫，在他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重上战场的。当年在此投身武装斗争，如今在此大闹社会改革；同样的一群人和同样的一块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巨变，共产党人如何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并顺应历史的潮流与时俱进，方辛等冬以自己一生不懈的追求，就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也因为有了这样难忘的过去，现实中的改革者，改革者脚下的现实，都在时间的延续之中具有了自己的历史和历史的纵深感。
还有，《大风起兮》中似有不少闲笔，如由张沪生的调动写到上海的风习与时尚，由方辛的上海之行写到他与阮美仙的有爱难婚，由关跃进的出差广州比较北京与广州两座城市的异同，由“一枝花”刘水芹生发出对广东女人的议论，由方辛拜晤凌永坚尽情展现一个发烧友如何如醉如痴地欣赏古典音乐，等等。其实这些闲笔都不闲，这种视角的来去变换与恣意腾挪，使作品的生活覆盖面得以横向扩展，也使人物强化了个性，故事平添了情趣，作品也更显张弛有致、摇曳多姿，因而更具小说品味。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建与发展已逾二十年，这是一段物换星移的现实，也是一页可歌可泣的历史。《大风起兮》以立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艺术手段描述了这一段历史，它为我国的改革进程留下了一份形象的记录，也为我国的改革文学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