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我在外地开会期间，光机所来电话向我汇报工作时顺便提到一件事。说刚刚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光机所，自称想研制电子显微镜，是专门从北京赶到长春来的。当时，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太不实际了，就告诉他说长春光机所在短期内没有做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一个在五年内派人去东德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年轻人提出想找我谈谈，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地开会不在家，就把他打发走了。我问这个年轻人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他是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是美国富兰斯学院物理系毕业的，并获得了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应用物理的博士学位。我立刻问：“他现在在哪里？”那边回答说：“不知道，他已经走了。”我说：“你们立刻把他给我找到，想方设法让他留下来等我！”所里的同志听我这样说，生怕这个年轻人失望之下立刻买票回北京，就马上四处分头找人。当天下午就在一个招待所里把这个年轻人找到了。这个年轻人果然是准备第二天就返回北京的。
我匆匆赶回去，与这个年轻人见了面。交谈中，我知道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他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我国着名有机化学家黄鸣龙先生的儿子。当时，坐在我面前的黄兰友只有二十多岁，很有朝气，很有热情。经过交谈，我发现他不是一时冲动不切实际地提出想要研制电子显微镜的。事实上，他已经为研制电子显微镜做了许多准备，有了一套很完整的想法。我很欣赏他的热情和才气。我决心起用他。
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七个科研攻关项目，我不仅又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纳入了进去，还把它做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我问黄兰友，需要多长时间。黄兰友估算了一下说大概得两三年吧。我说，不行。我只给你几个月的时间，“十一”之前一定要争取拿下来。黄兰友当时的样子很吃惊，但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知道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因此我有可能全力支持黄兰友，为他配备得力助手，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协助他高效率地开展电子显微镜的研制工作。
黄兰友后来在他撰写的回忆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时我大吃一惊，说这么一个大型仪器要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几个月里做出来呢？……通过参观，讨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电子显微镜。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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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许多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决定都是在我们站着谈话中进行的。你一言我一句就把问题讨论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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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里把电镜排为第一号任务，我们提的要求更能迅速得到满足。光机所八个献礼大项目同时在所里转，都要机械设计，都要加工，要器材等等，而且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在我看来是一团乱烘烘的事，光机所是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让各个辅助部门按期把各个项目组要的东西保质保量地交给他们，对我一直是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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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19日凌晨2：45分，我们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电子显像，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的像。那天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照了像。等我们把这台电镜基本功能调整好，截止时间已经到了。
1958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突出领先的科技成果。有被称为“八大件”的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还有被称为“一个汤”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1958年10月，我们的“八大件，一个汤”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参展。10月27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了展览会。这“八大件，一个汤”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也纷纷来电致贺。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院长吴有训等还亲自到我们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年那种抢时间、搞突击的科研方式是不够严谨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但是，在当时大跃进的整体环境下，做为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单位，已经不可能保持十分清醒冷静的头脑了。那时候，人们的耳朵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奇迹”塞得满满的：田里的小麦、水稻密得上面躺个大活人都压不倒，声称亩产能达到十几万斤！圈里的肥猪怪物一样地被割掉了耳朵、尾巴、甲状腺、胸腺，据说一天能长19斤膘！……。报纸上每天都在放各种各样的卫星，粮食卫星、钢铁卫星，好象明天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情绪都被鼓舞起来了，所有人都恨不得立刻做出点什么来。当时，我们常常一连十几天不回家，困了就轮流打个盹，睁开眼睛接着再干。但无论头脑如何发涨，我们具体做每个科技项目的时候，还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踏踏实实去做的。使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与那些昙花一现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不同，我们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在当年那个科学向蒙昧低头、真实替谎言作证的疯狂年代，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实属不易了。
颠簸在大西北的“搓板路”上
六十年代初，我突然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带队去大西北的一个导弹试验基地检测光测设备。当时，这项任务十分保密，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我们被要求不能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也不能与家人通信。我象平常出差一样，回家拿了点简单的衣物，什么也没对家人说就走了。
那是我们国家灾难最多的几年。全国60％的农田都遭受了旱灾或洪涝灾害，黄河的水量减少到常量的三分之一，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饱受旱灾之苦；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泛滥的洪水无情地吞噬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大跃进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直线下降，也在工业与基本建设急剧膨胀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比例失调：运输紧张，几千万吨的货物滞留在产地无法运出来；电力供应告急，全国36个主要供电地区中有三分之二受到缺电的威胁。市场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紧缺，肉类、蔬菜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一场大饥荒正在迅速席卷全国……。就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建协议，中止了正在中国开展的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了1390多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技术图纸。苏联人这一落井下石的行动造成了大批援建项目仓促下马，在建的项目也由于没有了图纸和后续设备而陷入一片混乱，不得不被迫停建。
我国的导弹试验基地建设也因为苏联专家的突然撤离而陷入了瘫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定启用我们自己的专家来完成基地建设。我们此行的任务，就是对苏联专家干了一半的光测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诊断”，排除故障，完成安装调试工作，使其能够尽快地投入使用。
临行前，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少将对我们说：“大家都知道，在目前这种困难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你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他扫视了我们一遍又说：“除了王大珩所长外，你们几个共产党员得给我用党票担保，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当时，我们这一行人里只有我这个带队的不是党员，可见党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我们一路颠簸来到了导弹试验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苍凉景象。原来紧张忙碌的工作现场，现在一片沉寂。所有的工作都被迫停了下来，到处是干了一半的活，到处是“趴了窝”的设备。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是心疼极了。
当时，基地司令员指着那堆瘫痪着的仪器设备对我说：“看看吧，干得好好的，说扔下就头也不回地扔下就走了。这都是钱堆起来的呀，看着真叫人心疼啊！你不知道当时我这心里有多憋气，就他妈的想骂娘！越想咱中国那句老话说得越对，莫求人，求人难。说到底，涉及到国防上的事谁都靠不住，只能靠咱们自己！”我看着、听着便觉得浑身的血不住地往头上涌，我真恨不得立刻让这些趴窝的设备起死回生。顾不上长途奔波的疲劳了，我们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那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从基地往各个站点跑。早上，我们很早就起来，怀里揣上中午吃的干粮，爬上大卡车就出发了。戈壁滩上的路很不好走，因为路面十分坚硬，上面又布满了棱子，所以被叫做“搓板路”。汽车在搓板路上行走颠簸极了，人在车厢里坐不住、站不稳，被颠得东碰西撞，一会儿浑身的骨头架子就散了。大西北的气候也十分恶劣，夏天的太阳象火球一样，地表温度高达40多度，石头被晒得滚烫，鸡蛋搁在上面一会就能被烤熟。那里一年到头不下雨，但只要下上一点雨立刻就会发大水。最叫人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气，在满目荒凉的硬戈壁上跑上一天，也常常看不到一个人。有一次，我们正在车上颠得腻腻歪歪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声：“看，前面有一队人！”平时我们好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这下听说有一队人，大家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了，个个憋足了劲儿准备好好上前热烈一下，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自己的同类，痛痛快快地和人打上几声招呼。但是等到走近了，看清楚了，大家憋了半天的劲却一下就泄了。原来，那是一队重刑犯人。开始，我们还觉得挺奇怪，那些犯人稀稀拉拉很随便地在戈壁滩上走着，好象没人看管。但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在这里根本用不着看管，因为没有人能从这里跑得出去。不信你就跑个试试，保准跑不了多远就得乖乖地折回来。明摆着，这个地方方圆几百里之内都找不到一滴水，不回来就得活活渴死在半道上。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国防保密工作。来之前，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神秘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许，不许通信联络，不许告诉亲友……等等、等等。来到这里后，我感觉更多的则是一种沉重感和使命感了。我们那时候简直就是拼了。整整五个月，我带领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硬是把苏联专家扔下的烂摊子拣了起来，把安装了一半的仪器设备全部检测装修完毕投入正常运行了。
离开基地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日子，八月十五。
基地司令员请我们晚上出来赏月。一到赏月现场大伙就忍不住乐了，现场上除了摆着月饼、水果外，还竖着一个大口径跟踪望远镜。基地司令员得意地对我说，你们不是专门搞这东西的吗？咱今天就用它来赏月，赏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来！我自己掏腰包买了些啤酒和栗子也带了来，算是凑个份子。自从来到大西北，大家的心情第一次这么轻松，在杯子、瓶子、饭碗的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基地司令员那夜兴致格外高涨，一次又一次地高举酒杯，他说他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对我们这些科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科学家们能关心国防建设，重视国防建设，感谢科学家们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直感谢得我心情沉重、满目愧疚。
那晚的月亮出奇的大，出奇的圆。这个硕大无比的大漠圆月和司令员的感谢一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我知道，我从此再也无法丢下国防这两个沉甸甸的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