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货摊上捡回来的物理实验室
我这个应用物理系主任简直就是个光杆司令。给我的全部人马只有两个教授和几个刚招聘来的助教。没有人员、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也没有仪器，几乎是一无所有。而我却必须想办法立刻把全校400多学生的物理课开出来，把物理实验室课开出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首要的问题是得尽快把物理课高质量的开出来。这就要有人，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好在我在物理界有得是熟人，我动用所有关系，四处张罗人才，使系里很快就有了18名教职工。有了人，我心里就有了底数。我亲自审教材、定教案，亲自登台授课，特别是亲自抓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带领全系教职工很快就把应用物理系的课开了出来。
开理论课好办，有教师、有教材、有教案就成。但要开物理实验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有物理实验室，得有很多必要的仪器设备。大连大学理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个中专，只留下了几件中专物理教学用的简单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买吧，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即便有点资金，在刚刚解放的大连也什么都买不到。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地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什么也别想运进来。不要说其它的东西了，就连做物理实验用的最基本的米尺都无处可卖。我只好把一卷皮尺一米一米的分段剪开，给同学们凑合着用。
对于这种现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焦急。那年春节，几个学生来给我拜年。他们唠着唠着就说起了物理实验的事，说起了实验室的设备问题。最后干脆你一言我一语的提开意见了。都是冲着实验设备去的，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太简陋、太破旧，嫌做起实验太不顺手、太费事。
我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的话。直到一个个都说完了，我才对他们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在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这是清华物理系一个很独特的传统。我们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象样的东西来！我还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总是嫌仪器设备简单粗糙。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实际的例子，所有精密的东西起初都是在不精密的条件下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说是这样说的，但我心里明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该解决的困难还是应该动手解决的。因此，我在全系开了动员会，在会上我又给大家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我说，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我建议我们应用物理系的全体人员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大家听后十分赞成我的建议，纷纷出主意想办法，立刻开始动手干了起来。
当时，大连有一个十分活跃的旧货市场--西岗破烂市场。西岗破烂市场是个自发形成的旧货市场，每逢星期天，老百姓就会自动聚集到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在这里，能找到大到门窗、家具，小到钮扣钉子等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东西，用不上了，拿出来换两个零花钱。虽说是旧的，但也真便宜，给俩钱就卖。有一回我无意中路过那里，发现在一个老头的破烂摊上，竟摆着一快旧秒表。秒表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了，我正愁着没处去掏弄呢，赶紧上前去问价，结果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了。从此，我就对破烂市场发生了兴趣，一到星期天就到破烂市场去转悠。寻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不错眼珠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这破烂市场里的宝贝真就不少。我在那找到过一台快散了架子的旧天平，买回去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嘿，还挺精确的呢！还买过几个旧望远镜筒什么的，回去拆巴拆巴下来的零件都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给两个钱就卖给我了。我拿回去一试，好家伙，一点毛病都没有！乐得我好几天都合不上嘴。
有一次，我突然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破玻璃。当时我只觉得眼前一亮，当即一把将这块破玻璃攥在手里。一问价，卖主恨不得不要钱白送，因为这块破玻璃四六不成材，从来就没有人稀得看一眼。我可是看不够，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越看越兴奋。看得卖主在一边直纳闷，寻思一块破玻璃哪值得这么看。他哪里知道，这可是一块光学玻璃呀！后来，我把这块光学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呢。
我在清华培养出来的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后来在昌司工厂的实践经验，在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我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还亲自设计制造出了分光仪等当时比较先进的仪器。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这个被大家生称做是从破烂市场捡回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大连理工大学（原大连大学）校史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
应用物理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把实验室建设当做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使它继续发挥作用，……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粘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到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一学年共做30个实验。这样的情况，就国内各大学同样设施来比，规模上已经是最大的了。
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1950年的秋天，钱三强突然捎信约我到北京去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我知道三强在建国开始就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此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行政秘书长的职务，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三强是不会轻易叫我专程到北京去一趟的。因此，一接到三强的信，我立刻匆匆赶赴北京。
几年不见了，三强还象从前那样热情开朗，只是于言谈举止中增添了几分干练，几分老成。一见我的面，三强就笑着问我，大珩，现在挺好吧？我也笑着回答说，现在当然好了！我们这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莎翁故乡那个美丽的湖，想起了湖上那次决定我们前途的谈话。我们很庆幸自己能及时回到祖国，亲眼看着新中国的诞生，亲自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说了几句话后，三强突然转了个话题问我：“大珩，还想光学玻璃吗？”
我愣了一下，回答说：“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三强又笑着问：“那你想不想得到个机会呢？”
我立刻警觉地看着三强。
三强却笑而不语。
我单刀直入地说：“别卖关子了，三强。说吧，找我来有什么事？”
三强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中科院要建立一个仪器研制机构，我想推荐你去挑这个头。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我的心一下就跳了起来。
三强继续说：“大珩，我认为你最适合做这件事。你本身是搞应用光学的，又在工厂干过。而且我知道你一直就想搞光学玻璃，想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光学事业，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机会！这是两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儿。世间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得到适合于自己的机会的。父亲就就是这样，他有才气有能力但却生不逢时。他苦苦地追寻了一辈子的就是机会。而我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努力和失望之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毕生向往的机会。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心里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三强说：“这个机构就叫仪器馆吧！因为这个机构不仅要负责研究工作，还要担负制造任务，兼有研究所和工厂的两种性质。叫所或厂都不合适……”
“好！这种结构是最合理的。必须要有工厂，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还没待三强解释完，我就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
三强笑了笑，补充说：“就是名字不太好听，馆长。”
我毫不犹豫地说：“馆长就馆长，只要能做事就成！”
三强就详细地向我说明了情况。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和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等四人就联名向政务院提出了设立我国仪器研究制造部门的建议。鉴于科学仪器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1950年8月24日，政务院会议通过了他们四人的提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仪器馆不是一个单纯的科研机构，它兼有研究和制造两个功能。必须寻找一个既有物理基础又懂得机械原理，能把光、机、电结合在一起的人来做这件事。三强就想到了我。
1951年1月24日，经钱三强推荐，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我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在经历了许多曲折之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个发展光学事业的机会。我知道我面前的路很长，也知道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开拓光学事业的艰难。但我充满了信心。
当我进一步对我国应用光学领域的整体现状了解之后，才真正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起来，不免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汗颜。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当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原子能和电子领域，当应用光学已经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飞速发展，开始在诸多科技领域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中国的应用光学却还处于几乎空白的可怜状态。偌大一个中国，做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当时，还算有点模样的只有一个国民党留下来的厂子--昆明光学仪器厂。昆明光学仪器厂是在国民党军工部门的几个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办起来的。据说这是几个良心不错的知识分子，他们曾被国民党派往欧洲购买军火，因而得到了对方一笔数目很大的回扣。难得这几位知识分子在贪污腐化成风的国民党队伍中还能保持自身的清白和良知，他们没有把这笔回扣揣到自己的腰包里，而是用这些钱在欧洲购买了一些设备，运回国办起了光学仪器厂。这个厂的技术水平当时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设备是进口的，还曾从着名的瑞士威尔德光学仪器厂聘请过技师进行技术指导。但即便就是这个厂，也只能生产出一些低倍率的光学望远镜和极简单的测距仪。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可怜的状态。在旧中国留下的废墟上，我寻找不到一处可以完全利用的基础，中国几乎就没有应用光学！
“没有”，这是一个最能令人灰心沮丧的现实了。在“没有”面前，我们一般的反应大多是失望、退却和逃遁。但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却往往是一个最可以引起兴奋的现实，因为“没有”，你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发展的空间，因为“没有”，你才有可能从事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事业。我想，我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如果中国“有”，现在，我或许就不会这样百折不挠了。无论如何，我是决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
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
第一笔科研经费--1400万斤小米
我领到的第一笔筹建仪器馆的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
用小米做为计算单位，这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显得很可笑。但在解放初期新的货币制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以小米为计算单位的方法曾一度被广泛使用。不仅拨款用小米计算，甚至连人们的工资都是用小米来计算的。两个人见面不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钱，而是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多少斤小米。按当时的行情计算，一斤小米7分钱，我领到的1400万斤小米折合成旧币约有98亿元，而这98亿元的旧币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则只有98万元。
实在话，这点钱自然是不够的。但我心里清楚，我们国家穷，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千疮百孔，没有一处不需要修补、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拿出一笔钱来发展仪器事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够的部分必须要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怎么办？思虑再三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东北。
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工业基础比较雄厚。而且，由于东北地区解放早，所以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资金也比较充足。当时的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衡很豪气地对我说：“到东北来吧。到了东北，给你筹个五、六百万成个啥问题！”
我几下东北，经过详细考察后决定把仪器馆迁往东北，设在长春市。
近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主张把仪器馆设在长春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直到现在还常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责备我，说你当初干嘛非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如果不是你，我们就都在北京了，就都是北京人了。北京的条件多好！我就想，是啊，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仪器馆建在长春呢？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想来想去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做的对。无论从过去和现在来看，我当初这样做都是没有错的。长春有工业基础，有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光学事业的发展。那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就是要把长春建成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建成象德国的“蔡司厂”那样世界闻名的光学城。现在长春不是真的成了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了吗？长春是个好地方，长春为我国光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对长春一直怀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特殊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