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兔子妈妈带着狗儿离开县城的那天，林老师中午没有回家。小妹端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梧桐树下的碎砖路，看着梧桐树的影子一点一点地从偏西到正中，再慢慢地往东边移过去。小妹的两个哥哥上白班，早晨是带着饭盒走的。八十岁的爷爷撑着拐杖等在饭桌边，不停地叫唤着：“饿了，饿了！”
小妹被他叫得心烦，站起来，准备开饭。饭早就煮好了，还炒了一个青菜，焖在饭锅里，饭锅用稻草焐子焐着。这一天她们家的一荤一素，荤菜是肉丝炒香干。林家老头儿每天都要吃肉，吃也吃不多，但是肉味还是要闻得见的。我妈说，人都是这个样子，越老越嘴馋，越老越像个小孩。如果一顿饭没有肉，林家老头儿会拄着拐杖在院子里到处走，边走边大声地说着讽刺的话：“猜猜我今天吃了些什么？三斤重的板鸭啊！四斤重的蹄膀啊！鱼翅海参啊！满汉全席啊！”弄得林老师面红耳赤，邻居面前都不敢抬头。
所以在我们院子里，林老师家的伙食总是最好的。
小妹会煮饭，炒几个青菜什么，肉丝就不知道怎么在锅里弄熟了。平常总是她把肉洗好，切好，放进碗里备着，等林老师回来下锅。今天左等右等不见林老师的影子，她只好硬着头皮亲自上阵。
小妹这个人，用我妈的话说：“半斤重的鸭子四两嘴。”嘴巴来得个厉害，说话一句都不肯饶人，真要动手做，肯定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就说她炒肉丝，锅已经放在煤炉上烧热了，她又撤了锅，招手把我喊过去，要跟我探讨先放肉丝还是先放香干的问题。
我当时正在写日记。我妈规定我们寒假必须每天一篇日记，我的不得少于五百字，小山不少于三百字，小水不少于两百字。说实话，这任务对我们三个人来说都有点过于艰巨。每天五百字啊！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写五百字呢？我只好每天看报纸，大段地议论时事，摘引社论。小山更绝，他每篇日记的开头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从《毛主席语录》上抄一段百字以上的话，抄上去的语录跟后面的内容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也不管。小水的日记几乎就是八股文，每天开头都是一句：“清晨，鸟儿在树上叫醒了我。”然后是起床、刷牙、吃早饭……最后以一句“今天我过得真高兴”结束。其实在整个寒假中，窗外的梧桐树上根本就没有见过鸟。
小妹喊我过去的时候，我一只手里还抓着钢笔。那钢笔坏了，漏水，半路上滴了一滴墨水在我的裤管上，我低头去擦，污迹倒扩散得更大，弄得我非常沮丧，不知道晚上如何向我妈交待。所以小妹虚心向我请教先放香干还是先放肉丝时，我没好气地答了一句：“当然先放香干。”
小妹就放进香干在锅里炒。她请求我暂留片刻，一直看着她把这道菜炒熟，好像有个人在旁边站着，她心里就踏实了似的。
香干被锅里的菜油滋滋地炙烤着，快乐地蹦来蹦去，每一片身上都遍布了细亮的油泡，破掉一些，又长出来新的一些，轮番亮相，模样非常诱人。小妹往锅里倒了太多的油，我想等林老师回来发现小瓶子里的油少了十分之一甚至是六分之一，一定会责怪她。我那会儿已经被锅里的热闹弄得有几分激动，抢过小妹的锅铲，去拨弄那些跳舞的香干。我安排它们列队，指挥它们翻身，时而将它们布出一个手拉手的圆圈，时而又拉开成一个大雁南飞的人字队形。我心里想，原来炒菜也有炒菜的乐趣，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可以任凭操弄，掌勺者简直就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将军。
当然，因为我们过于沉湎于游戏的快乐，菜炒得并不成功。首先是那些香干被我捣得七零八碎，烂糟糟没有一点看相。其次是小妹炒肉丝时不小心倒进太多的酱油，肉丝咸得不能进口。我建议她加糖，以求冲淡咸味。结果糖又放多了，肉丝的颜色红中发黑，外表粘粘乎乎，像一砣很可疑的变质人肉。
林家老头儿对小妹端上饭桌的菜很不满意。先是肉的体积不够。他一向认为肉丝算不得肉，是家里人糊弄他的东西。等他抖抖颤颤夹了一筷子香干肉丝送到口中后，他忽然瞪大眼睛，筷子点着菜碗，大惊小怪地喊道：“打死卖盐的啦！打死卖盐的啦！”
小妹没好气地白他一眼，嘀咕着：“老成精怪了，有吃的还挑剔！”
老头儿听见了小妹的话，他两只手一个劲儿地抖，胡子翘翘地：“你说什么？啊？你骂我？嫌我老了！你们都嫌我老了！嫌我挣不到钱，吃白饭了！想当年……”一句话没有说完，他的面孔忽然变了样子，下巴拉得很长，嘴巴张开成一个圆圆的洞，舌头在里面呜噜呜噜的，却是说不成话。而且他的眼白开始往上翻，筷子从手中啪地掉下来，身子说倒就倒，直直地往旁边歪过去。
幸好当时我没有走，我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是存了恶作剧的心思，要看看他吃这盘香干炒肉丝的表情的。老头子歪倒下来时，我表现得非常灵醒，一个箭步奔上去，用尽全力接住了他。小妹从饭桌对面腾地站起来，她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两脚挪不动步子。我用胸脯和肚皮使劲地顶住老头儿，不让他滑倒在地，一边对小妹大叫：“去喊我妈妈来！”
我妈奔过来之后，抱住老头儿的头和肩，叫我和小妹一人抬住他的一条腿，拖死狗一样地把他拖到床上，放平。别看老头儿瘦得风吹就能倒，抬到手里才知道份量着实不轻，我们三个人都累得呼哧呼哧大喘气。
我妈问：“林老师呢？”
“没回家。都快两点了！”小妹抬头看看柜子上的钟。
我妈“哎哟”了一声，好像忽然想到什么，欲言又止的样子。
小妹不安地绞着两只手：“阿姨，你知道我妈妈干什么去了吗？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
我妈说话有点吞吞吐吐：“也没什么大事吧？林老师这个人，向来不问政治的，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我和小妹无言地对视着。我们都知道，大人们说话常喜欢反着来，我妈口口声声说“没有大事”，也许恰恰就要有大事发生。在那个讲究“阶级斗争”、空气中充满火药味的年代，灾难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到大家头上，“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都是常事。我记得两年前我爸爸被弄去游街的时候，早晨离家时还是笑嘻嘻的呢，中午我上街打酱油，就看见了我爸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手上涂了墨汁，一边踉踉跄跄走路，一边喊着打倒自己的狼狈样。
小妹苦巴巴地站在饭桌边，两只手绞着绞着，眼圈儿就红了，眼泪就要下来了。真是个“林黛玉”。小妹带着哭声说：“怎么办啊？爷爷怎么办啊？”
没别的办法，我妈替她承包了一切，去学校请校医。校医是个心肠不错的中年人，我妈一请，他提上药箱就来了。他拿听诊器在林家老头儿胸前背后听了半天，又翻了他的眼皮，把了他的脉，肚皮啊，膝盖啊四处一通按，然后宣布说：“没有什么病，就是年纪大了，灯油耗尽了。”
我懂得“灯油耗尽”的意思，就是说，像地里的庄稼一样，长到一定时候，就会枯黄，倒伏，然后死掉。
小妹非常紧张，她问医生：“他今天会不会死？”
医生沉吟着：“不会吧？没有这么快，总要拖几天的。不过也难说，八十岁的人了。最好晚上有人值个班，看着点。”
我妈谢了医生，又把他送出大门。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有了主意，吩咐我和小妹先守着爷爷，她到学校找林老师去。
我妈这一去，很久都没有回来。我和小妹关上屋门，手拉手坐在靠墙的板凳上。冬天日头短，屋门一关，屋里就显得阴森森的，黑通通的，神话故事中末日降临的那种样子。闹钟在柜子上嘀嘀嗒嗒的响，老人的嘴巴里不断发出噗噗的吐气声，听上去好像既不安又愤怒，像是跟虚幻中的什么东西作着抗争，在使着大劲，拼着全力。我和小妹感到害怕，不由自主地把身子缩了又缩，矮了又矮，只恨背后没有个墙洞让我们钻进去。
小妹忽然叹出一口气，悠悠地说了一句：“要是狗儿在，就好了。”
她这一说，我也开始想念狗儿了。狗儿最喜欢林家老头儿，她的胆子又大，遇事有主见，这样的时刻，最能够发挥她的作用。狗儿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走了呢？
四点多钟，来了两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他们面色冰冷地站在门口，简短地询问我们：“你们谁是林芷若的女儿？”
小妹慌张地迎上去：“我是。”
“你替林芷若收拾几件换洗衣服，还有牙膏、牙刷、洗脸盆、热水瓶……马上交给我们带走。”
小妹的眼泪一下子又出来了。她可怜巴巴地追问他们：“我妈到底怎么了？她为什么不回家？”
两个年轻人转过脸，闭着嘴，根本不屑回答她的话。
小妹一边哭，一边慌慌张张地在屋里寻找东西。她完全地乱了章法，连林老师的袜子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最后还是我帮她一样样把东西收齐，交到两个年轻人手上。
“我妈肯定犯了反革命罪了！她坐牢了！”那两个人一走，小妹就扑到她的床上，放声大哭。“我怎么办啊？我拿爷爷怎么办啊？”
我想了想，说：“你不是还有哥哥吗？让他们管，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
小妹立刻不哭了，坐起身，一心一意地等着两个哥哥回来。
先回来的却是我妈。我妈回来没有拢家，先到小妹家找我们。她进屋之后，像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回身往后面一通张望，确信没有人跟踪，才哗啦一声把门关死，销上。她的这副异常举动使我觉得好奇，同时也意识到真是要有大事发生。
我妈站在屋当中，看着小妹，嗓音低沉地说了一句：“他们说林老师是‘五.一六’分子。”
小妹的脸唰地一下变成死白，嘴张着，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就在前几天，我们县中的一个会计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的当天晚上，他就撬开后窗，投河自尽了。再早之前，县里开“深挖‘五.一六’分子动员大会”，县革会副主任在台上慷慨激昂作了动员报告，他才离开主席台，革委会主任就上去宣布：‘五.一六’分子不光台下有，台上也有！立刻上去几个人，把一头雾水的副主任五花大绑，押进了党校学习班。
‘五.一六’据说是在五月十六日成立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它像一头怪兽，那些日子肆虐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弄得从干部到群众人人自危，时刻担心有一天罪名从天而降，就此落入怪兽的嘴巴，不是被它一口吞啮，就是咬得伤痕累累才肯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