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打完麦子都要垛垛。垛垛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儿。那天家家户户不做饭，都到场里过共产主义。吃过早饭队长就派十几个妇女到牲口屋里去烙馍。队长说，破五百斤面，烙，狠劲烙，让他们都吃个肚里圆！不但烙馍，还杀一头猪。洗上两车大萝卜，放上两麻袋粉条，出一沟葱，再放上几马勺盐，掺在一起，烩。自来笑站在高高的麦秸垛上，对下面干活的社员说，闻到香气了－－一时群情振奋，都磨拳擦掌，准备海吃一顿。等垛垛好了，饭就拉来了，队长一声令下，片刻就没有了说话声，光听嚓嚓的牙齿声，就像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到最后，还剩下二十多个烙馍。队长有些得意，看着众人说，吃，还吃呀。可是没有人吃了，人们的腰带都是松了再松。这时队长就点自来笑的戏。自来笑一手抚摸着肚子一边说，不能吃了，再吃肚皮就要破了。队长将军说，自来笑，你能再吃两张这剩下的烙馍都是你的。自来笑说，就那也不能吃了。最后自来笑看着他脚下的青石碌碡说，那吧，我把这个碌碡举起来中不中？众人起哄到，中－－自来笑不看众人，只看队长，说，中不中？队长说，中。只要你能举起来，这烙馍都是你的。自来笑就用脚蹬了蹬地上的碌碡。那个碌碡是细长的，大约有二百来斤，以前他搬过，不在话下。自来笑紧了紧腰带，往手里吐了一口吐沫，弯腰就把碌碡竖起来，然后慢慢地放在腿上。当他把碌碡举到胸前时，他的腰带碰地一下断了，自来笑的光屁股就露在众人的视线里。社员们都哄笑起来，自来笑在人们的哄笑声里蹲下来，可是他顶不用碌碡的重量，一下倒在了地上，那碌碡砸在了他的肚子上。自来笑的肚子被压破了，肠子都流了出来。没到天黑，自来笑就死了。后来老麻带着她的孩子又走了一步，嫁到城里去了。那个碌碡呢，队长说，队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陪葬，就把这个碌碡给他吧。那个细长的碌碡就和自来笑一块儿进了墓穴。
陈祥云
--村夫图之六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那里吃的面全靠石磨。石磨石质不同，有青石、红石，还有一种像玉一样颜色的马牙石。石磨大小不一，簿厚不等，但形状都是圆的。石磨有上下两扇，下扇的圆心上，有一个凸出来的约有两寸长的铁笋，是公。上扇的石磨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圆槽，是母。母磨压到公磨上，铁笋插进圆槽里。下扇的石磨固定在磨盘上，上扇石磨的圆周边上，相等凿有两个孔，用来穿绳子，拿一根磨棍往绳子里一穿，往石磨上一别，磨就能推了。石磨上扇的中间有两个直经约三寸的圆孔，圆孔上下穿过石磨，好用来下粮食。粮食小山一样堆在石磨上，石磨呼呼地转动，粮食就从磨眼里下到两扇石磨中间，磨。粮食从石磨的肚脐里屙出来，小麦白白的，玉米黄黄的，就碎了。磨碎的粮食不停地从石磨的肚脐眼落到磨盘上，磨盘上靠着下扇石磨的周边就慢慢地生长出来一排形状相等的山峰来，有点儿像卡通画。
磨盘大多都是用木料做成的，有杨木，有柳木，好的磨盘是用楸木做出来的。楸木的质地磁实，细腻，再用桐油一漆，亮得能照人脸。但我们那儿很少人用楸木做磨盘，我们那儿的楸木大都运到颍河的河道里去造船。做磨盘最好的木料是柏木，我们颍河镇上只有东街的陈祥云家的磨盘是柏木的。陈祥云的大儿子在宁夏石嘴山当工人，每次回来都会带回来一些木制品。陈祥云给儿子打信说，下次回来给我带个磨盘。他儿子回来过年的时候，磨盘就真的起了货件，还是陈祥云拉着架子车从一百六十里外的漯河起回来的。宁夏的柏木，真是千里迢迢呀，有些贡品的味道。如果你想用陈家的石磨，那你就去夸他家的磨盘，准成。你说，哎呀，柏木做成的磨盘……陈祥云就十分的得意，他的眼睛会笑成一条缝。
但是我家的磨盘不是木料的，连最下等的杨木也不是。家里穷，没有木料，磨盘只好用方砖垒，用石灰掺麻丝掺桐油砸成的油灰抹缝。砖是镇子城墙上扒下来的。墙是明朝时的城墙。砖呢，一尺二长，半尺宽，三寸厚，海大。文革的时候，红卫兵破四旧，先破了镇子西街的关帝庙，接着就是明城墙。明朝的城墙还不旧？那个时候我大哥也是红卫兵中的一员，白天扒，夜间就和小哥一块用筐往家里抬。母亲说，那砖头可以垒鸡窝。没想到后来扒了鸡窝用到了磨盘上。
那个时候我家有一盘石磨，马牙石的，是母亲花十八元钱在离镇子六里地的土屯买来的。石磨支在西屋里，每天放了学我们兄弟几个都要跟着妈妈推麦磨。麦面是给供销社食堂里推的，推好麦面送过去，我们留下下面做口粮。那个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白天去生产队里上工，晚上回来领着我们推麦磨。
磨用的时间长了，不吃食，就得请石匠过来锻一锻。石匠把两扇磨支在我家的院子里，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拿着锤子，叮叮当当地就锻起来。石磨上纹路都是斜的，一钎一钎地下去，纹路就深了。石匠的样子使我想起坐在虎头山上打石头的陈永贵。锻好的石磨用起来好使，两扇合到一起就能工作。一天又一天，我们就像生产队里的那头毛驴一样被蒙上了眼睛，不停地在磨道里转着圈。推好了，我们累得倒头就睡，可是母亲还要为我们做饭。有一天我们正睡得香，母亲就把我们叫醒了，吃饭吃饭，都起来吃饭。我们迷迷瞪瞪地起来，母亲已经把饭给我们盛好了，一人一碗。饭是好面条，淡的。筷子往下一插，却插上来一块红薯。那个时候红薯刚下来，鲜物。放到嘴里一尝，呀，好吃！那是我有生一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但是都没有那顿饭好吃。
可是队长袁鳖家的人从来不推磨，队长的老婆十天半月都要把生产队里的驴子牵回家。袁鳖的儿子在内蒙当兵，是军属，军属就可以用队里的驴子磨面。队长的老婆总是在人们吃晌午饭的时候牵着驴子从街道里走过，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小人得志的神情。陈祥云远远地看到就有些气不愤。他会笑着用手中的筷子指着驴肚子上吊下来的长长的驴圣说，哎呀，那里怎么又伸出来一个头？蹲在街边吃饭的人们哄地一下子都笑了。袁鳖家里不笑，袁鳖家里红着脸对陈祥云说，那是你爹的腿！陈祥云不买袁鳖的账，因为他有个儿子在宁夏当工人，这是最让袁鳖头痛的。袁鳖对老婆说，不理他，看我有机会怎样收拾他。袁鳖家照样用生产队里的毛驴磨面，袁鳖家里把驴子牵回去，用一块布系在驴头上，挡着驴子的眼睛，不让驴子吃磨上的粮食。驴子走着走着就会在磨道里屙一泡尿一泡，所以袁鳖家的磨道里总有一股子烧尿气，就连他家蒸出来的馍也有一股子驴粪气。
那时我最恨的就是队长家能用生产队的驴子磨面，有一回我瞅着队长的老婆上厕所，就进到他家的磨屋里把驴子的眼罩去掉了，那头驴子把袁鳖家的粮食足足吃有二三斤，心疼得袁鳖的老婆用荆条抽驴子。她把驴子抽急了，驴子一抬后腿，就把袁鳖他老婆踢了个嘴啃泥。那个时候每当我抱着磨棍推磨的时候，就会对母亲说，长大了我一定去当兵，当生产队长！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生产队里的驴子磨面了。母亲一边用箩箩面一边看着我笑了。母亲头上顶着一条手巾，她手中的箩不停在面箱里发出呱咚呱咚的声响，一些细小的面粒飞扬起来，把母亲的眉毛和一些头发都落白了，像早晨里落在草叶上的霜雾。我们家有两只箩，一只粗箩，一只细箩。我家的箩都是陈祥云张的。陈祥云是个箩匠，他家门前的老槐树上终日吊着一只箩圈，镇里镇外的人都知道陈祥云的箩张的好。陈祥云坐在当街的门口里，腿上搭着一块蓝布，把箩圈放在腿上，就开始张箩了。箩圈都是用枣木做的，枣木锯成板，量好尺寸，放到火上烤，一点一点地把木板捏圆。木板的接头处重叠在一起，钻上眼，用牛皮绳扎实，再在箩圈的一边张上箩底，箩就成了。一只好箩圈能用好多年，箩圈都用成了深红色。箩底就不同了，要常换。于是陈祥云总是很忙。有一年陈祥云却闲了下来，袁鳖把他张箩底的活儿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箩底箩圈被扔了一街。陈祥云没有生气，他只是招招手把袁鳖叫到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骂道，我日死你姐那小Х！骂得有些咬牙切齿。结果陈祥云被带进了群专指挥部，出来时，有一只腿就瘸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二叔
--村夫图之七
我们颍河镇一带，赶大车的的叫车把式。我二叔就是个老车把式，二叔赶了一辈子的大车。在我们那儿，凡是用大牲口和牛拉的车都叫大车。最初的时候，二叔赶的是太平车，太平车有四个木轮，木轮上隔三寸远就锔一个铁扒锔，一是行驶的时候防滑，二是车轮耐磨，由于行驶，扒锔被磨得光滑可鉴。四轮车的车箱有现在的席梦思那样大小，但没有席梦思坐上去舒服。一头或者两头牛拉着，二叔喊，小牛，扛哩！１９５８年大食堂过后，镇上的好多人都得了大肚子病。二婶就是那一年死的。二叔赶着太平车把二婶送到地里去，太平车慢悠悠的，车轴叽叽呀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二叔知道是车轴缺油了，二叔就喝住小牛，解开裤子站在车边往轴里尿尿，尿了半截，止住，转到另一边，又尿。给车轴膏完油，又走。后来那头牛拉太平车往地里送尸体的时候累死了，村人就把它的皮剥了，把肉吃了。
后来太平车的四个木轮去掉了两个，木轮也换成了橡胶轮胎，很多地方叫这种马拉的车叫马车，但我们镇上的人仍称这种车为大车。马车的形状就像一辆放大的人力架子车，前面的两根车辕很粗，那个时候我的小手量几下还量不过来。一匹高大的红马驾辕，两只轮胎和汽车的轮胎很像。我最爱听马车轮胎放气的声音。没人的时候，拿一根细竹棍，摁着那个和烟卷一样粗细的气门芯里的小疙瘩，就能听到哧哧的放气声。你看过电影《青松岭》吗？老万山赶的就是这种车。那个电影里不但讲了阶级斗争，还有一首歌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长鞭也那个一甩，
叭叭地响，
我赶着大车出了庄……
我二叔就常常赶着大车出了庄。二叔农忙的时候往地里送粪，往场里拉收获的庄稼，农闲的时候就到外地给生产队里往回拉煤，拉化肥。车辕上挂着一盏马灯，在黑夜里一走一晃，马车巨大的身影长长地伸到旷野里去，时不时听到二叔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叭”地响一下。在车上坐久了，腿就麻，二叔就会从车上跳下来，跟着大车走一段。有时候大车还成为娶亲用的彩车。在车箱上扎一个席棚，棚前棚后挂两块红布，彩车就成了。那彩车多是把乡下的姑娘拉回来到我们颍河镇，但也有把我们镇上的女人送出去的时候，镇子东街的寡妇赵春兰就是。赵春兰死了男人之后，我二叔一直给她家挑水，可是挑来挑去赵春兰还是坐着二叔赶的马车嫁到乡下去了。在给赵寡妇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她家床下意外地发现了我家一年前丢失的风箱，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那风箱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十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收拾风箱的老手了。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做饭烧的都是庄稼的桔杆，或者树叶，没有风箱不行。风箱的活门四周得勒上鸡毛。公鸡毛最好，母鸡毛次之。鸡毛大都是从供销社食堂里的粪堆上拣的，公鸡毛都被有权有势的人家要走了，我只好用粘了鸡屎的母鸡毛。我把臭哄哄的母鸡毛小心翼翼地一小撮一小撮地勒在风箱的活门上，烧出来的红薯茶仍是很香。有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家的灶屋被盗了。由于白天劳累，那一夜母亲忘了把风箱搬回堂屋里去了。那个时候风箱是我们家里的主要财富，一天没搬到堂屋守着就被人偷走了。母亲很伤心，气得坐在大街上握着脚脖子哭了一场。街坊邻居围了一群，乡下来镇上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一个个默无声息地走去，那一天我们全家大小都没有吃饭。二叔黑着脸从东街里走过来，二叔说，骂，骂那个没良心的贼！我们就都骂那个偷风箱的贼，从天明一直骂到天黑，嗓子都累哑了。可是后来我却地赵春兰家的床底下发现了那只风箱。母亲揪着赵春兰的衣服把她拉到大街，指着她的鼻子要她说说清楚。可是赵春兰不说话，只管捂着自己的脸哭。本来是她的一场大喜，结果镇里的人都指着赵春兰说，没想她是个贼。
这个时候蹲在一边的二叔突然走过来，伸手把我母亲拉开了。二叔说，不是她的事儿，那风箱是我偷的。一句话把人们都说愣了。二叔一句话也不说，他把赵春兰推上了大车，把她送出了镇子。那天二叔在赵春兰新嫁的那个村子里喝了很多酒，回来的时候从马车上掉了下来，马车从他的腿上碾了过，二叔成一个瘸子。二叔从此整天沉默寡语，终日走路都勾着头，一直到死都没有抬起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