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历史，悠悠岁月，曾经把多少斑痕、多少苦果寄殖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庞大肌体上。旧时代有所谓典地、典妻、典子之类惨剧上演不衰；从空漠而饥馑的土地上流亡的农民，又有多少蹒跚着加入了诸如“煤客”、“金客”、“骆驼客”、“脚伕”、雇工长长的行列。走西口、闯关东、下四川……一路之上，洒向人间都是怨。这种种痛心现象，自然逐渐被新生活的脚步踏碎了。可是，历史常常不肯收回它最后的一缕阴影，现实中永远有历史的精灵，历史中也总会有现实的倒影，只要是真实而非虚假的生活，就不可能不是现实与历史的扭结。比如“麦客”--在麦收季节到富庶地区帮工者之谓，居然至今还残留子黄土高原某些土地贫瘠的角隅。就象小说《麦客》所写的，甘肃庄浪县的吴河东父子及其乡邻们，每值旧历四月天，便背起简单的铺盖卷儿，下到八百里秦川，暂时充当“麦客”，然后再回头收拾自己的几亩薄田。只要想到中国之大，地域之广，经济还不够平衡；想到责任制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贫穷一扫而光；想到如今的“麦客”与昔日的“麦客”已有根本区别，想到喜剧不能离开悲剧孤立存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些“麦客”不得已的苦衷和这一特殊现象延续至今的原因了。
这一次，等待着吴河东父子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抑或悲喜杂糅的戏剧？在他们的一番“麦客”经历中，有什么让人颤栗、寒心、炎凉、温馨、炽烈的事情发生吗？在黄土高原的深处，又有什么让人惊喜、悸动的声音传来吗？
对于一部较为深刻的作品来说，首先需要正视现实、正视历史，进而达到现实与历史的贯通交凝。它不是无能为力地用抽象原则和一般趋势的“说明”来替代对独特生活现象的剖析，而是不仅敢于描绘独特生活现象的真实形态，又能越过这形态的表层，进入人物心理结构深层的变化，揭示哪怕是缓慢的却又是真正的生活的意象交错、缤纷多姿，获取了对一个短篇小说来说相当可观的生活体积。
心理感受上的严酷的真实感，处处渗透在小说的艺术画面中。“麦客”与“掌柜的”，同属胼手胝足的农民弟兄，同是堂堂正正的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政治上绝对平等；可是，经济上的贫富差异，地理气候条件上的薄厚优劣，却象一条无形的沟壑，给这里各个人物的心理上造成了贵贱意识的分别，他们自己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这贵贱之分。尽管“掌柜的”一团和气，骨子里不免暗藏着冷服和戒备；尽管“麦客”们自由而嬉笑，心底里何尝没有心虚胆怯和自惭形秽？他们啃着自带的干粮，陪着笑脸，寻求主顾，讨价还价；他们把给儿子娶妻，给妻子治病，把盖房……把许多微末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个黄金季节里了。这使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沉重的历史，看出那种宣言农民已经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乐观主义多么可笑。当我们看到，儿子吴顺昌晚了一步，没紧跟父亲赶上招揽一批“麦客”的机会，手扳拖拉机的车帮，扬起秀气的脸，用“爸爸，爸爸……你把我要下唦”这样的称呼央求着主顾的时候，怎不感到肺腹酸柔，百感丛生？这种把主顾称为“爸爸”的声音，我们曾在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听到过，在旧社会的甘肃城镇街头乞丐口中听到过，不料这声音在八十年代初的西部农村还没有消失。多么惨厉而难以消泯的声音啊！他真正的爸爸吴河东已随拖拉机远去，他则被临游山地一位青年妇女雇去，父与子暂时分手了。人啊，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摆脱卑微的精神困境？经济，这看不见的巨手，还紧紧攥着庄浪“麦客”们的肉体和心灵。
吴河东父子暂时分道扬镳，各自去为他们的“掌柜的”卖力。于是，随着他们交错杂沓的足迹，小说的艺术触角向生活深处伸去，我们眼前卷舒着陕甘农村当今复杂纵横的精神面貌，世态风情，冷心热肠，忧欢苦乐。父亲吴河东走进平川里“冒尖户”张根发的麦田，除了主人虚伪矫饰的热情，他连早饭也没吃上，就钻进厚密的麦田挥镰收割；儿子吴顺昌踏进临游山村一个“白货什”（地方病造成的畸形白痴）家的小院，还没干活，俊秀的主妇水香却已捧出“油泼面”款待，他过意不去，局促不安；老父亲直累得腰酸腿痛，默想着凑足“彩礼”为儿子娶亲；儿子埋头快割，盘算着挣了钱好给妈治病；平川里的“掌柜的”张根发，脸泛油光，精明却又诡诈，正为他抓住了四个中年劳力暗自得意；山村里的女“掌柜的”水香，一双深汪汪的眼睛，洒脱、热情却又暗含幽怨，她看着顺昌，“心上忽地涌上来一股子苦味”；张根发的“热情”中透出冷酷；水香的沉默中潜伏着灼人的青春热力……
同在一片艳阳下，同是挥镰割麦人，可是，人跟人是多么的不同！《麦客》所表现的，不是由穷变富的喜剧，不是一见钟情的热恋，不是历史遗留的棘手难题。它要探索灵魂里的秘密，心灵中的震颤，它让麻木的心、冷酷的心、热烈的心、悔恨的心、忠贞的心之间撞击出火花来。也可以说，它的作者要挖掘灵魂中溶解的历史内容……
你看，即使同是苦出身的劳动者，由于生活的变迁，也可以“咫尺人远天涯近”，心与心隔着一层厚障壁。在吴河东的意识里，更多地积淀着、淤塞着历史的因素。这个当年的硬汉子，也曾挑头作过“当场的”（“麦客”首领），也曾赤手空拳捕杀老鹰，他的一生都在与贫困搏斗。可是，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地理的、左倾路线的多种原因，三十多年了，他还是个“麦客子”。他愚昧，他粗犷，他用打老婆的方式发泄郁闷，内心深处又疼爱着相依为命的老伴。他正直，他讲良心，他曾用棍棒打过“夹带”了一根杉木的儿子。虽然儿子偷木材为了母亲的病，他还是喝着：“我打你个贱骨头！”可是，就是他，为了多病的妻，娶不起亲的儿子，竟偷了张根发的手表。这种“偷”包含着既狭隘又愤慨的农民的报复主义潜意识。听着他呜呜地自谴着“我吴河东是个贼呀！”“唉，我不配是个当爸的！”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吴河东对自己的命运和贫穷的原因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不能全怪他。事实上，在小说结尾他斥责和错怪儿子的声音里，已可感到他渐渐苏醒的心。我想，“掌柜的”张根发，大约也曾是个苦出身吧（从他割麦情况可以看出）。但平川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加上政策的优越，他本身的精明，使他“新瓦房齐整整地盖了一院”，四个孩子全是干部，一下子冒了“尖”。在他对待“象头累倒了的牛”似地卧在大树下的亲生父亲的态度上，在他对待“麦客”们外热内冷的刻薄寡情上，我们难道没有嗅到某些旧日压迫者的气味？当然，他再也不可能成为剥削者了，但剥削者们的道德遗产未必就不会腐蚀张根发式的农民。
假若在“掌柜的”张根发和“麦客”吴河东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分化变异的征兆，那么，在吴顺昌和水香这一“主”一“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颗善良而又焦渴的心的一齐跃动。他们的关系所反映的内容，比通常所谓的爱情要多得多。顺昌，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始终逆来“顺”受着命运的播弄。他老实、勤苦、孝敬父母。如果生活不来个极大的变动，他的命运也许仍然顺从“惯性”，象父辈，象亘古不变的黄土高原一样也缺乏生气吧？难道他不是一个因经济贫困造成的“被剥夺者”吗？都二十六、七岁了，还娶不起亲，“连女娃的手都从没摸过。”生活欠他的债太多了！其实，女“掌柜的”水香，尽管有权雇用他，有权决定报酬的多寡，在物质上比他优越，而她何尝不也是一个“被剥夺者”呢？她的幼年，被“贫穷”从庄浪驱赶到了临游；她的青春，还是被“贫穷”转嫁给了一个“白货什”。她被剥夺的是青春、幸福、爱情、理解，是一个女人正当的合乎人性的生活。这种剥夺难道不是加倍地残酷吗？形成这一切的历史原因是很复杂的。在经济复苏的今天，水香从顺昌身上发现了自己，顺昌呢，也从水香身上得到了生命的激发。这是伟大的觉醒和发现！他们有权利向黄土高原索回自己的青春和幸福。顺昌感到，“他真正尝到被人看起、信过、当人的甘甜滋味还是头一遭”；水香呢，则感到“有一股顽强的力，在她身上冲撞起来”。
他们最终都在自己心造的“闸门”前停住了步。这一对黄土高原的儿女，紧压着如火的爱欲，还恪守着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规范，没有“晚上……到东屋里”。连这一点也是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我们不仅叹惋他们的胆怯，却应充分理解他们高尚优美的心胸，更应相信高原儿女终究会扯断精神的羁绊，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创造活力。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分别遗憾。虽然在离别的路口，顺昌在水香失去了血色的脸上亲着，“一股流不出的眼泪，才从水香紧闭着的服睑里涌流出来”，一时愁云惨雾笼罩。但是，应该相信，他们最终都会找到幸福的，因为开明的和蓬勃的生活已经预示着乐观的前途。虽然，他们可能是迟到的醒悟者。
《麦客》的故事结束了，它无疑终究还是一出与悲剧仅有一步之隔的喜剧。吴氏父子踏上了归途。“麦客”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可能延续不了多久了。吴河东流着悔恨的泪交出了“脏物”，吴顺昌泣别了水香，还有那虚掩的房门。眼泪可使心灵净化，觉醒已经开启。此刻，我仿佛听到，古老的、沉寂的黄土高原的深层，有一种惊蛰的、翻动着沉重身躯的声音。它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
近年来，富有雄浑高原气派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张贤亮培植了浑茫深沉的《绿化树》，张承志赞颂着气魄宏大的《北方的河》，路遥站在陕北高原俯视《人生》，包括这个篇幅虽小内容丰满的短篇《麦客》。它们是否意味着一种雄浑刚建的所谓“西部文学”流派诞生的消息呢？
我爱黄土高原上淳朴的人民，我爱听高原上响遏行云的高亢的歌声。请允许我借用彭斯的诗句--
我的心哟，在高原！
1984，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