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呼唤健康感性，强化生命意识，非难精神阳萎，批判传统文化，崇尚血、肉、本能的健全发展，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可说是近年来小说中崛起的一个重要主题。八八年有的作品，沿着已开辟的思路，把这一主题推向深化。我们知道，《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瀚海》《你别无选择》（指其崇尚感性的一面）等作，曾经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就以《红高粱》而论，它的抗日主题其实是失败的，人们看重它的恰恰是那种张扬本能，强力、野性的意识。对我们民族来说，这种野性是陌生的，因其对感性的修复而为人所首肯。人们实际是关心“种的退化”问题。我认为，虽然西方是从物化、机器化、社会异化的压抑下寻求生命复归，我们是从封建伦理或变相了的封建伦理压抑下寻觅自由的生命，但两者毕竟有交汇之点，因而这一主题含有现代意味。当然，对那种恶劣的、破坏性的“感性”，理应有所勒制。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潮的刺激下，刘恒的《伏羲伏羲》脱颖而出，它无疑是八八年最好的小说之一，一部真正严肃地对待“性”问题，并巧妙地把“性”引向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不知为什么，我总把它看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中国乡土版，不过它是从负面去写的。前者写“文明人”向“自然人”的转化，它写自然本性如何被封建文化吞噬。它也的确容易使人想起劳伦斯如下的话：“阳物是伟大而神圣的形象，它代表着一种极深沉的生命力”。不同的是，它并未趋附劳伦斯的“肉欲宗教”，也没有因肯定血肉和性欲而牺牲理智和理性。它的锋芒是指向传统文化最顽固的部位--仁义。伦理、子嗣、三从四德等等的，尤其指向传统理性扼杀人欲的残酷性。它的故事框架有点传奇色彩，象婶侄通奸一类的事在稗官野史中也不乏其倒。问题是，刘恒通过他那支善于拷问灵魂，描绘心理震颤的笔把它改造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部活生生，血淋淋，充满神秘、恐惧、罪孽感的人性被虐杀的戏剧。杨天青与王菊豆这年龄相仿而辈份异代的青年男女，享受到的属人的、自由的瞬问是极其有限的，而阴森逼人的犯罪感的重压却是漫长的。这里，子非子，父非父，妻非妻，侄非侄，出现了人伦的大混乱，在传统文化和家族制度的内部杀出了一对叛逆，但回归自然人性是不可能了，他们只能在深度压抑和自压下，或者自裁，或者逃亡。谁能相信，最残酷的压力会来自那个初谙人事的儿童杨天白呢？我没考证确实“伏羲”究竟何所喻，是指与女娲氏兄妹相婚为人类始祖的那个伏羲，还是指“雷神之子”，一个蛇身人面的怪物？这是杨天白的隐喻吗？不知道。不过，正是这个出世才十几年却象经历了几十载沧桑的老人似的孩子，逼杀了他名义的兄长实际的生父，逼走了他的生身母亲。我以为，把《伏羲伏羲》看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和萎缩的象征，是顺理成章的。
在八八年，象《伏羲伏羲》这样有份量的作品毕竟不多。刘恒是这个年度的小说明星之一，他的成功不是靠某一部作品的偶然“打响”，而是靠他的语言意识好，有粘性，心理描写的穿透力强，更靠他超出自身经验世界之外的某种超验表现才能。与《伏》题旨接近的作品我们还可举出《女孩儿》（魏艳），但它在需要用力处往往失之虚飘，散文诗式的结构和语调限制了它的深度。另有一些作品，它们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与上述两作不同，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周大新的《家族》，李锐的《厚土》续篇，曹乃谦的《到夜里我想你没有办法》，杨争光的《干沟》《南乌》。
第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谈到八八年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正在吸引许多青年批评家关注的方面，那就是心理、感觉、幻象小说的长足发展。这一现象是与格非、余华、苏童，魏志远等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小说不但早就打破了故事小说和性格小说垄断文坛的局面，而且也超过了初期心理小说和意识流运用的阶段，把前几年的新潮小说推上了新境界。我对这些小说家缺乏细致了解，但我注意阅读他们的重要作品，也欣赏那精致、玄妙、飘洒的形式美感。不管它们相互有多少区别，但我相信，它们所追求的“真实”正如伍尔芙所道破的：“真实就是瞬间的印象以及对于往昔岁月之飘忽而永恒的回忆”，“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小说就是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表达出来”。这就是说，它们追求心理的真实，感觉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应该补充的是，这种心理真实在他们那里主要还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在有人那里，还着重表现人的攻击性，人性之恶，人性的残酷和犯罪的快感；流血和死亡常常是其中最大的画幅。八八年是余华的高产年，几乎每个季度都有新作问世：《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死亡叙述》，真是一部接一部。不过，我最推崇的还要数去年底的《一九八六》。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六，二十年岁月过去了，一个当年出逃的疯子鬼魂般归来了，然而小城早就遗忘了他；到处是麻木的看客，到处是丧失记忆的人们，疯子在血泊中蠕动，在发疯地自虐，在把二十年前的灵魂残虐外化为古代的酷刑，得到的却是鄙夷的目光和家人紧闭的门扉。多么震人心魂的惨剧啊！我们读过《我该怎么办》式的作品，与余华的血腥之笔相比，后者是大为深化了。我们面对《一九八六》或会想起卡夫卡式的变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拷打，但又不象，它直面兽性、残忍和疯狂。试想，倘若余华不是采取变态心理、犯罪心理的视点，这作品能如此深刻骇人吗？余华后来的一些作品，太偏重犯罪心理和精神错乱的研究，太注重精神迷阵，太注重表层令人起栗的感觉，反倒使它们除了神秘和恐惧，没有太多的意义可以回味；而且感觉的重复已经出现了。
“格非迷宫”可能是目前小说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在格非已经发表的五部小说里，《迷舟》最有代表性。他似真非真，如梦如烟；一切沉浸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静寂、无言、凶兆、性爱、死亡，小说里布满了迷阵。肖旅长何以还乡，警卫员的眼睛何以诡秘，酒盅的暗喻，瞎子的算命，全都神秘莫测，好象死神一直悄悄跟随着生者，好象在幽暗中有个声音不断警告着主人公。尽管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我却认为格非的创作受到梅特林克神秘主义抑或夏多布里盎的神秘说的深重影响。它们都热衷于象征和预兆的迷宫，都表现人对自身命运的失控。我承认格非的小说很精巧，富于形式美，但它们总象作者自设的一局游戏，除了含有一点青春毁灭的哀伤，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可言呢？苏童的童年记忆和心理体验是温馨的，感伤的，《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都令人有惘然若失之感；缺点是往往失之轻飘。魏志远的短篇心理小说着重写不可名状的情绪，写现实生活中的深层心灵波动，小说的转折点和结局都很讲究，重心常常放在尾部。以往的《窗台》和新近的《我以为你不在乎》《匿名信》都耐人深思。
不知道算不算杞人之忧，我总感到，格非等人的一些小说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一种静观的冷漠的局外人的姿态非常明显，同时，小说在他们手中日益工艺化、技术化、难美化了，文体和叙述语言的探索走向了极端，不免抽干了鲜活的血肉，留下一副冰冻美人的躯壳。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它们当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总希望在这精美的结构里，让人性和人道的声音鸣响得更热烈些。
第四，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历史意识的嬗变，用艺术之犁重新翻垦历史生活土壤，作为一种价值寻求和审美追求，正在小说领域拱动，尽管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历史题材小说自然始终存在，我所指的是应和着、呼应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新历史观的建设潮流的那种作品。事情大概是从《古船》现象开始的，张炜率先用人类意识和人道主义观念重新观照土地改革，接着便有了八八年的《诺言》（尤风伟）和《快马》（矫健）。三位山东作家共同关注“土改”，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历史不是尘封的史料，历史永远是当代人心目中的历史，任何历史都要不断被世世代代的后来人重新光照。在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里，已经很难找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的眼光和写法了。在我看来，这些作者并非要推翻土改的历史结论，他们关心的是写出那个年代的真实心态和深刻的人性。如果说以往的此类作品强调的是人如何服从并注释了历史的必然性，那么现在更强调入物命运的偶然性，人在历史中的自我选择以及人性所溶解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它们塑造了一系列“恶之花”--茴子、含章、李朵、快马、在思想上，它们张起的主要是人性、人道主义的旗帜。正如有人指出过的，山东几位作家的价值取向，总是渗透着重义轻利的人格精神，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周梅森与他们又不同了，《国殇》写来惊心动魄，曲折回环，大顿大挫。周在掌握人物心理深层的突变上很出色，在心灵波澜的状绘上常能获得较强的艺术效果。他的长处在于：在心灵冲撞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在心灵突变中包窖较大的社会的信息量。但有时堆砌史实，有时行文粗疏，则是他的触眼弱点。应该看到，上述这股重犁历史土壤的潮流，很可能会继续扩大。
第五、王朔现象。我在这里所说的“王朔现象”，已经不仅仅指具体作家王朔，而是一种现象的代称，一种精神的符号。它具体表现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其意义又不限于都市文学，它其实是一种特有的精神状态在文学上的回响，把它称为“反价值”的文学也许是相宜的。现在看来，《那五》、《烟壶》、《美食家》等作还是着重通过风俗文化的展示描写都市人；后来的《519长镜头》《卷毛》《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无主题变奏》虽然接触到都市风景和现代都市心态，特别是青年心态，但比较表面，比较零碎。然而到了王朔（这里指具体的王朔），情况便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第一次突出地写出了某一层次现代都市青年的特殊精神状态，真正割断了对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借鉴关系。王朔迄今最精彩的作品还是《顽主》。他的人物决不象知青作家的人物那样或慷慨或绝望，他们好象看透了一切虚伪，又懂得怎样去应付一切虚伪；他们对传统价值不屑一顾，又不想费力去重建自己的价值；在他们冷漠，调侃，玩世的神色下未必没有真实的痛苦，但他们决不流露这种痛苦；他们象“过来人”似的成熟和世故，决不会轻易上当；他们由“玩”而“顽”，天真和奴性与他们无缘。“我不相信”也许是他们心底的坚定声言。有人称他们是“嬉皮士”，不很准确，他们其实生活得很认真，很计较，他们用“顽”作武器，来卫护他们的尊严。但必须指出，王朔和他的人物站得一样高，没有美感，没有理想，其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认识价值。我之所以称为“王朔现象”，是因为有些作品正在逐渐汇拢。《摇滚青年》（刘毅然）《此时，甲肝在流行……》（成龙）等等在精神价值上就不能说与这一现象完全无关。
以上五点是我对这个年度或一个阶段最具特征性和预兆性的审美追求的分析，它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这段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全部纳入。例如《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北方之北》（王观胜）《懒得离婚》（谌容）、《阴阳界》（从维熙）和小查的几篇作品，都有过一定反响。
现在有种混搅一锅粥的说法，认为八八年的中短篇小说都很不景气，实际是，中篇与短篇的状况非常悬殊。中篇小说无论作者还是作品都堪称阵容强大，佳作时有，而短篇的情形就相当萧条了。不能说短篇中没有精妙结构，平心而论，象李国文的《快乐》《喷嚏》（“没意思的故事”）、林斤澜的《白儿》都写得相当老练精纯，可惜象这样把短篇小说作为艰难的、独立的艺术样式自觉探索的人并不很多。《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作家》等期刊也曾焦灼地呼吁振兴短篇，但成效似也有限。看来，有必要加强对短篇文体意识的研究和介绍，否则整个小说创作的艺术质量也难以提高。
最近看到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这样说；“没有道德信仰体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是对社会生存最严峻的挑战。”又说：“明确的方向感之所以丧失，是由于神圣信仰的核心消失了，这种信仰永远是任何真正文化的本质。我们的麻烦源于缺乏对某种比切身生活更伟大事物的信仰。”他所说的“方向感”，“信仰”虽与我们大相径庭，但这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对我们来说，文学的建设是追在眉睫了。多元，应是有主潮，有方向感的多元，而不是一盘散沙的多元--一盘散沙是谈不上“元”的。多元也不是静态的互不相关状态，我们需要主潮、先锋，撞击和竞争，我们的文学只有在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连结中才能强壮自身，也只能凭借强大的思想力量的引动走出低谷。
198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