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武士结有不解之缘。譬如提着哨棒的武都头，明明看见了“三碗不过岗”的布告，依然故我，吆喝店小二拿酒来。直喝得头重脚轻。夜行时又与威风凛凛的山大王狭路相逢。关于这一典故有两种说法：其一说武松醉后身手绵软，顶多剩余一半的力气，尚且将一头老虎活生生结果了，可见英雄本色；其二则说武松以酒壮胆，借着酒劲，才敢于与扑食饿虎决一雌雄，酒实际上促成了武松。听说山东正在把景阳岗作为“水浒”旅游景点恢复，我想最重要的是别忘了盖一座小酒馆(哪怕简陋如七十年代的防震棚、而且一定要挂上宋朝的酒旗。不用大兴土木，有此足矣。这样，景阳岗就是景阳岗了。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酒肉和尚鲁智深醉打山门、红睑关公温酒斩华雄……
酒与美女也结有不解之缘，譬如贵妃醉酒的京剧，好多人爱看，梅兰芳还亲自演过。我在这里，想说说酒与文人的关系。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使酒这世俗饮品，和诗乃至和浪漫主义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一杜甫的诗与李白在伯仲之间，只是酒量肯定不如李白，但是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绘，则使李白在纸上活了下来。李白自己也写过“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前者的飘逸，后者的慷慨，多好啊！李白诗中提及酒的篇目太多，若全刪去的话，李白就单薄了。李白若不写诗，他就不是李白了。我们会问：李白是谁？同样，李白若不饮酒，他也不是李白了，他顶多只算李白的一半。酒才是能使李白俯首称臣的无冕君王，仗着醉意，他敢于顶撞人间的皇帝。“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一李白用信手涂抹的诗稿换酒，这可是一张张在世俗银行里找不开零头的大票面呀。酒徒可分为仙与鬼两个档次，和李白的衣袂飘然相比，我辈真无法羽化登仙，只配在昏暗的街灯下摇摇晃晃做酒鬼罢了。半斤二锅头或许会鼓舞我们笑容可掬地追追花姑娘，却绝对没胆量跟单位里大权在握的顶头上司较劲。小公务员的酒量，和诗人的酒量，区别就在这里。
曹操与刘备，曾经青梅煮酒。曹操佯装醺醉，偶尔露峥嵘，一语道破，石破天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古人聚饮讲究行酒令，但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具霸气的酒令了，蔑视列强，又暗藏杀机。至少比和平年代的所谓“祝您健康（或发财）、“生日快乐”之类硬朗千百倍。小小的一句酒令，震破了历史的耳膜。把一整部《三国演义》撞击得嗡嗡作响。我在这篇谈文人与酒的文章里举曹操的例子，或许不合适。但曹操并非完全是赳赳武夫，他至少也算半个文人。他横槊赋诗，尚且有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抑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类佳句，足以提供给时下某些酒厂做广告词了。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毕竟出现了一个酒字。看来酒对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魏晋风度，不无影响。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著名的有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曼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浪形骸一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刘伶文雅的时侯，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而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的话，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的中世纪，属带有恐怖色彩的黑喑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的寂寞。酒作为文人的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酒出现在宋词里，不见得比唐诗里少。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高姿态，恐怕已构成中秋节或月亮的审美符号。辛弃疾更是“醉里挑灯看剑”，诗人在烛光下把玩冷兵器，和武士关羽在夜营帐篷里读《论语》，具有同样的反差。酒并非豪放派的专利，婉约派也不可一日无此君，柳永如痴人说梦般自问自答：“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甚至绿肥红瘦的女流李清照也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慵倦时候。陆游虽属豪放派，但一句“红酥手，黄滕酒”，刻骨铭心的温柔。我至今没弄懂黄滕酒是怎样一种品牌，潜意识里已将之视若爱情的商标，爱情的别称。源远流长，人世间有多少红男绿女被其醉倒过？
葡萄美酒夜光杯，我几乎要怀疑没有酒便没有诗、没有文学了一这种设想肯定是偏颇的。但这种不成立的设想反过来也说明酒确实给文学增添了魅力。不是吗？酒持有任何社会阶层的通行证，对文人亦不例外。文人的酒瘾，既俗且雅，大俗而后大雅，这使其与平庸的酒徒区别开来。文人若烟酒不沾、清醒理智，那可能有洁癖了一激情才是文人精神中的火药、血液里的酒精。毛泽东有一半身份应该是诗人，他既谴责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同样憧憬过月亮上不散的宴席：“问讯吴刚何听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我对酒是有感情的。否则我干嘛要写这篇文章呢？在大风起兮的北京城里，喝二锅头，读圣贤书一构成我整个青春的忠实写照。红星牌二锅头，涨价前每瓶只值二块四毛钱，它就和老舍的小说一样，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喝二锅头要选择地点，要在陈旧低矮的老式四合院里，才能品出沧桑的感觉；若是在髙楼上、在灯火通明的星级饭店里喝，味道就变了。姿态也显得做作。我在北京写下了五大本诗，那墙脚处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证明。醉卧长安，醉卧在长安街上一我是李白的远房亲戚。二锅头帮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搀扶着我），找到了诗歌的老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二锅头是亲切的、笨拙的甚至俗俚的。像一位老车夫的名字。但是对于我的诗歌来说，它一点不比洋派十足的人头马逊色。
我最向往的城市是西安。我梦见过西安，也去过西安。我去过西安，是在无数次梦见它之后。我在西安最大的收获是喝到了当地特产的稠酒：糯米酿制，色泽乳白，微甜，需装进铜壶在炉上温了喝，满屋喷香。据说汉唐时饮用的都是这种粗糙、浑朴、未经再加工的米酒。也就是说，李白喝的也是这种古老的酒。或者说得更玄妙点，这种酒正是李白写诗的助手。不断深化的联想使我激动起来。窗外的松涛如同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对我耳语：将进酒、杯莫停……哦，这唐朝的松涛！
酒使文人忘掉了许多事情，也记住了许多事情。我去城南的蒲黄榆采访汪曾棋，听他说起半个世纪前和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他没回忆更多，只吐露了一次喝酒的经历。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的结尾处：“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然后他感叹一声，“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年到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文章便完了。四十多年了，他还记得沈先生点的下酒菜。四十多年了，那碗酒还供奉在他的记忆里，碗是满的。尾声：
我肉体里有一小块干渴的土地，只有酒才能滋润它。它就在我胸膛里的最深处，巴掌大的一块农田，却像经历了持久的烈日暴晒似的，布满纵横的裂纹。我昕见一群孩子刺开枯焦的嘴唇，呻吟着，嘶喊着：“渴！渴！”你说我怎能拒绝那黑暗中的请求呢？满足它简直等于满足了世界。
这是我身体里永难磨灭的伤口，男人普遍的伤口。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内战，我不得不对自己妥协。当某位男人手持酒瓶晃悠晃悠地踱过灯火辉煌的街道，有谁会想到他是治疗创痛呢？受伤的男人，借助于古老的药剂，而获得陶醉。我一会儿是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一会儿是三碗不过岗的武松。隐秘的酒，改变着我的身份。
我简直以祈雨的心情，守望生命的狂欢。我内心的田亩，乌云密布。节日的冰山永远漂浮在杯中，我振臂高呼，我望风披靡。将进酒，杯莫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渴！永远地渴！这是我的阵痛，这是我的心病。谁能把我内心的皱纹抚平？
血浓于水，酒又使热血沸腾。这掌心上的盛宴，这血管里的火刑，使我重于泰山，使我轻于鸿毛。葡萄美酒夜光杯，两岸猿声啼不住，构成我命运的上游。难怪我举杯的动作，简直等于向生活致敬的仪式。肉体啊精抻啊世界啊，我是爱你的。我渴！我要！酒过三巡，我已非我。非我即真我。一只无形的手，解开我的钮扣，脱下我的外套，暴露出赤子的情怀。酒使我清醒，使我清醒地看见：肉体是一件外套，世界是一件外套，统统滚一边去吧。酒桌是我的课桌，拍案叫绝。酒杯是我的课本，一目十行。我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男人饮酒，喜欢寻找对手。酒量是男人精神上的海拔，一览众山小。拔剑四顾心茫然，花间独酌，明月是对手，世界是对手。将进酒，杯莫停，推金山，倒玉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饮酒的男人，分为酒仙与酒鬼。酒仙可敬，酒鬼可爱。酒仙的宝葫芦，酒鬼的红鼻头。酒仙是阳春白雪，酒鬼是下里巴人，大雅大俗，殊途同归。前者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太白，后者有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梦乡里的造反，醒来后被招安。有酒相助，即使不能羽化登仙，做个弹铗而歌的酒鬼也不失为自由。饮酒时才知道：做人最累！做人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