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敦诚、敦敏两兄弟，和张宜泉写给曹雪芹的诗，还真不大相信《红楼梦》里作者自己说的，他是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状态下，“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地进行创作的。
敦诚有两句诗，这样写的：“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大概最能说明问题了。一位忠实于艺术的作家，能够在贫病交加，“饔食有时不继”的困境中，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到“壬午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去世前为止，实在让后人敬佩。仔细琢磨，粥固然使他营养不良，造成英年早逝的不幸悲剧，乃粥之罪也。但又不能不归功于粥，要没有这点卡路里，也许我们今天，连那八十回也看不到的。于是觉得粥对于文化又有很大的贡献，一句话，稀粥，不简单。
喝粥的人能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真让我们吃干饭的人羡煞愧煞。
于是我相信，粥与文学或许有些因缘。郑板桥在山东做官的时候，给他家人写信，就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可见他是对粥比较了解的文人。苏东坡在《大风留金山两日》写过“半夜不眠听粥鼓”，描写了寺庙里的和尚，是怎样等待着天亮以后的这顿粥？因为和尚没有晚餐这一说，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烫的稀粥。诸如此类，使我以为茫茫寰宇之中，大概只有中国人是喝粥的民族。
后来才知道其谬不然，世人皆有食粥的习惯。不仅中国人喝，日本、泰国、朝鲜、越南也喝。不仅东方民族由于种植稻米的缘故，吃饭喝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西方人食物成分，虽以肉、乳为主，但也好像并不反对喝一点稀稀溜溜的类似中国叫做粥的东西。
看起来，全世界都在喝粥。
有一回，我在英国，去哈代的故乡参观。在那个叫朵切斯特的英格兰小镇上停留过，住在一家很古色古香的小客店里，虽然一共也没有几个房间，但却是三星级的饭店。餐厅只有一张长台，颇具家庭风味。由于这类客店，通常免费提供自助早餐，我注意到就餐者很愿意拿个汤盆，去装上些像亨氏营养麦圈之类的面食，冲上牛奶泡着，然后就着别的什么喝下去。
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的粥了，如果这是一种民族饮食习惯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写出苔丝的这位大作家，一定也喝过这种粥的。我还到《简爱》的作家故乡，那间小教堂去参观过。就想起勃朗特在寄宿学校一早起来就干硬的面包，所喝的那一木杓既可能是汤，也可能是粥的流质食品。看来，似乎并不怎么令人有大快朵颐的感觉。但他们都写出了不朽之作。
不过，以我私心忖度，胃弱的人，一早起来，弄这么一碗凉玩意儿塞进肚里去，大概好受不了。
从此，我相信，食粥可分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食粥者多半系快活之人，为使其他食物更滋润地进入肚子的功效出发，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考虑到肠胃的消化能力实际需要出发，才喝粥的。这时候，粥是辅助食品，不唱主角。
一旦粥挑了大梁，那就成了被动食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表现出他对于中国食文化的精通。譬如如何制作茄鲞，如何挖空心思做莲叶羹，此时，吃什么或许无所谓的，要的是这股劲了。但曹雪芹在津津有味地写这些吃食的时候，他的胃里，装的可是粥，回忆起自己“饫甘厌肥”的岁月，可以想象他在“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的心情下撰写《红楼梦》的滋味。这也就是吃饱了的打呃文学，和只有粥喝的饿肚子文学的区别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飘飘欲仙，四大皆空，大概就有点难度了。
饥饿只能产生现实主义，所以鲁迅先生曾经感叹他的家乡绍兴，是那样的善于腌制咸菜，凡地里长的东西，无不可以通过晒干、加盐、发霉、窖存的办法储藏起来。着名的霉干菜，后来成了风味佳肴，出口到外国去，几乎是中华一绝。他认为这种腌菜现象，是绍兴人多少世纪以来饿怕了的结果，是总结了苦痛生活的经验结晶，是绝对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我想，腌菜业所以发达，也是和中国人比较能喝粥分不开的，是和鲁迅先生所说的饥饿长智慧的判断，是有关联的。所谓糠菜半年粮，干稀搭配，忙时吃什么，闲时吃什么，也是从把肚子填满的这个大前提出发的。
道理很简单，无非就是粥比饭所需米量要少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灾荒年景，米甚至还要少些。虽然粥和饭成分相同，但形式颇异，一为流体，一为固体，区别在于水和米的比例上。假如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来，本是短篇，硬拉扯成为中篇，本是中篇，拼命兑水，扩充膨胀，以长篇面貌出现，在经济效益上，也许能有可观的收入，但读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因为往粥里掺的是水，至少不硌牙，可是往小说里掺的东西，味同嚼蜡，那就令人反胃了。
最可怕者，还有一等小说，吃下去以后，又返上来，自己重复自己，像食草类动物的反刍，老百姓的话叫做“倒嚼”，那就更不像话了。这种看起来类似粥糜的东西，实际是呕吐物，近些年来，读者也忍不住抗议的，为此还有个说法，叫做左手抄右手。有时碰上这种伪劣产品，除了掩鼻而过，还有什么法子。更奇怪的，干这类事的诸公们，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也令人讶异之极。
所以，敦诚这两句描绘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生活状况的诗，就益发使人对这位巨匠的崇敬了。
粥即是粥，饭即是饭，这和中国人好讲名分的传统精神分不开的。皇帝死了叫“驾崩”，老百姓死了可以叫“翘辫子”，叫“伸腿”，文雅一点的，叫“寿终正寝”，若是在讣告里擅自写上“崩”或者“薨”，对不起，那可是胆大妄为，就要犯僭越之罪了。同样的道理，自封大作家，不等于是大作家，那要读者承认。自吹写了二三十部经典着作，着作等身，并不等于就真是文曲星下凡了，一切都要等待时间证实。更何况其中还有类似“倒嚼”的货色，自吃自拉，自拉自吃，有许多不够卫生之处呢！
是什么就是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雷同就是雷同，重复就是重复，若是把雷同看成创造，把重复自己看成是推陈出新，而且还大声吆喝，沿街叫卖，那么，此人如果不是脸皮增加了厚度，便是脑子里的哪一部分短路了。所以，粥永远是粥，穷人只有喝粥的命，燕窝粥例外。但即使变化了的粥，加小米的，加红豆、绿豆的，上海人加莲子、薏仁的，湖南人加红苕的，广东人加进松花蛋和淡菜的，加上鱼生的……所有这些粥品，只要水的比例大大超过了米，不少于三倍以上或者四倍以上者，那就是粥而不是饭了。
由此可见，粥的最大特点就是水分比较的多，而干物质比较的少。在文学范畴里，若是言之无物，水分太多，这种现象，大概可称之为“小说的粥化”了。
时人颇不以为然的某些人自以为是千古绝唱的小说，所以愈来愈不堪入目，就是由于他愈来愈兑进太多的水，而米粒愈来愈少之故。若减去那些大家看腻了变换不出新花样的老套子，减去陈词滥调，减去大家都能猜想到的结局，实在没什么干货了。
让读者喝这样光灌大肚的粥，实在是差劲的。其实做文章，还得按照煮干饭的办法行事才对。哪怕少一点，也不要拼命往锅里掺水。
《红楼梦》里有一回说到给贾母开饭，竟无法多出一碗来给别人吃。于是从贾母嘴里，便说了那句“可着头做帽子”的成语。其实，这对作家来讲，倒是至理名言。
水多米少，必然是因为消耗者众，而入不敷出才造成的。若按“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句农谚推断，一个辛勤的人，倘能“汗滴禾下土”的话，饿饭是不至于的。到了要靠水分来填充肚皮的空隙，不是老天爷不开面，旱、涝、蝗、雹、台风、霜冻、病虫害，频频袭来，弄得民不聊生，便是非自然的原因了。
而小说出现了“粥化”现象，十之八九，是由于作家的那块地里打不出几粒粮食的缘故。
消费者协会也没有保护读者权益的义务，你们谁上了这些作家的伪劣产品的当，也只有活该了。
最早想出煮粥这个主意的人，肯定不是由于干饭不太好制作，烧不好要煳要焦，怕丢丑，才改饭为粥；也不会是因为医生关照过，要做病号饭，才做软食的。人们刚从茹毛饮血的阶段过来，胃还足够结实，不至于非喝粥不可。终于要往锅里哗哗地添水，必然因为米少了而嘴多了的缘故，才生出这种权宜之计的。其实，倒是有群众观点的。而作家非要写“粥化”的小说，那可实在是居心不良的。
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的炊具，那容量之大，盛水之多，就可以判断是为煮粥而制，不是用来做干饭的。有一种叫做“鼎”的青铜器，其大者，是很吓人的，煮进一头牛是不成问题的。但除了祭祀时需要牺牲，才会出现在鼎里煮全猪、全羊或是全牛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大多数情况下，仍是以煮粥为主，大概是不会错的。再看看半坡、殷墟出土的器皿，到现在农村中还在使用的锅碗瓢盆，无一不是为盛粥之用而设计制作，以大取胜。捧着一大海碗粥，从村东头，喝到村西头，不也有“葛天氏之民”的快乐吗？
若是从小说这个角度出发，那些洋洋洒洒，不可收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长篇钜制，要是水分多了的话，大而无当，也未必可取。《儒林外史》里，那个郭孝子将路上买的两个梨送给海月禅林的方丈，老和尚“便叫火工道人抬两只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内放着一个梨，每缸挑上几担水，拿杠子把梨捣碎了，击云板，传齐了二百多僧众，一人喝一碗水”。如果遇上这样的小说，真不如一头栽进缸里淹死算了。
喝粥应该不是最坏的事，至少还有得喝，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强。所以，这也是那些“粥化”的文学作品，至今不衰，还有市场的原因了。
曹雪芹虽然喝粥，但他不写“粥化”的小说。这位伟大的作家，最后潦倒在西山脚下，居然靠粥写出了《红楼梦》，不能不说是粥的功劳。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牛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一样，他喝的是粥，但写出了经得住千古咀嚼的干饭。而且不是一般的干饭，应该说是十分十分的有质量，耐推敲，成了一部千秋万代也说不尽的红楼。相反，有的人，吃的是干饭，写出的却是照见人影的稀粥，就不能不让人十分十分地泄气了。
一句话，喝粥可以，小说的粥化，则是要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