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密切的时代，往往是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代。这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而此种活力恰恰体现在中国能够对自身的处境有清醒的估计上。它从麻木中警觉。它感到了传统文化规范造成的窒息，以及处于这种窒息之中与世隔绝的痛苦。觉醒的中国魂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先进之士于是视文学为疗救社会病痛--这种病痛首先是国民心灵的沦落--的药石。这时他们便觉察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方式与现代世界的不相适应，于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们萌生了向世界文学借助力量的愿望。我们把这种行动称之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中国借助世界现代火种，烛照中国自远古迄于今的封建长夜之暗影，并点燃国民向着人类现代文明行进的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了在大转折关头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中国充当世界弃儿的时间太久了。
也许是自弃，也许是被弃，都给中国带来久远的巨大的痛苦。本世纪以来，中国有过两次返回世界的机会。第一次是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这一次最伟大的收获，便是中国以西方现代文学为榜样创造了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批文学家，无一不受到外国文学的滋养。这个时代所造就的业绩由于中国社会长达半个世纪的特殊环境，以及中国固有文化的潜在威慑而逐渐减弱它的辉煌。这诚如梁启超在本世纪第一年所揭示的中国的弊病：中国“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过渡时代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创立的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联姻，在以后发展中遂告逐渐解体。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曾因标榜自己的唯一革命性而对一切外域文化予以排斥，从而造成了自绝于世的文化禁锢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自足文化心态的恶性延伸。中国于是再度与世隔绝。
中国文学极端自我禁锢的一个结果，是出人意料地造成了它重返世界的契机。至少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封闭，造成了实际的文化荒漠，同时也培养了对于荒漠的反抗愿望。人们憎恨并批判这种禁锢。由于总的开放方针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促使，中国文学终于再度向世界探出头去。文学的重建工作，在文学受到摧毁的基础上进行。长久的饥饿使人们饥不择食。一批旧版的世界古典名着的重印，给人们以初步的满足。事情开了头便难以收住，人们于是开始新的寻找。凡是可以找到的，都是对克服精神饥渴有益的。这时期人们阅读之广泛和不加选择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热病。这种不加选择是对过去的无可选择的逆反。这情况其实早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期即已开始。一方面是焚书坑儒的高潮，一方面又是地下读书（主要是西方书）运动的高潮。许多红卫兵的查抄书刊得到广泛传阅早已不是秘密。最近海外出版的《华侨日报》披露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批在60年代中为中国作家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以批判为目的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西方和苏联的现代哲学、文学着作，在这批青年手中传阅着，形成了一个半狂热的秘密读书运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几本书：爱伦堡（苏）的《人·岁月·生活》；塞林格（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鲁亚克（美）的《在路上》；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英）的《西方哲学史》；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新阶段》和《译文》上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作。”
外国文学以雷鸣电闪般袭击、征服着中国广泛的文学饥饿。在一批没有机会受到文化滋润的青年作家中，读书的驳杂并导致影响的驳杂是一个特殊又普遍的现象。顾城自述：
“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朦胧诗问答》）。后来，“许多荒凉的现代诗星，突然发出了眩目的光芒--波德莱尔、洛尔迦、阿尔贝蒂、聂鲁达、叶赛宁、埃利蒂斯……（《剪接的自述》）。舒婷自述：
“外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
后来，（她也有这样的“后来”）一位老诗人“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德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生活、书籍与诗》）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得到启示，当前这一中外文化交流阶段与“五四”时期有一些显着的不同，“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大体具有定向选择的性质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只能是“大体”），如鲁迅之与果戈理，郭沫若之与惠特曼，冰心之与泰戈尔，丰子恺之与夏目漱石，徐志摩之与英国浪漫派，戴望舒之与法国象征主义。而此一时期的作家则大体不具备上述性质。这种不具备主观心境与客观条件的不加选择性，体现了一个大空白之后一种匆忙“充填”的特征。由于原有的正常秩序的破坏，无秩序便具备了合理性。中国几代作家在经历了政治文化的大动荡之后，可能采取的唯有此种方式。
如同“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受制约于那个时代一样，现阶段的文学运动亦受制约于这个时代。从表层意义上看，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引进”，其视角有了一个大的转移，即“五四”前后的选择，多半着眼于政治历史，而当今的选择则偏重于文化审美。经过长久动荡之后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较之那时更具有超功利的选择自由。人性从被毁灭到再度张扬，人的价值从被湮没到重新确认，较大限度地支持了作家艺术家的创造主体意识。人们以此为前提进行中外文化间交流并进行选择，个人因素重于社会因素乃是必然。我们正是从这种文学交往的无拘束中，看到了自由时代的属性。
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如此开放的文化心态，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自由的背后，是一种对于变态的文学时代的反抗。那种依据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要求曾受到社会集团意识支配的文学选择已退居次要，更为突出的是张扬个性乃至服从于独特审美需求而进行的汲取与借鉴。但这些特性并不说明当前文学借鉴与文化交流不具有实际的社会性考虑，更不说明文学的进步与时代社会进步不保持联系，恰恰相反，我们从当前的“淡漠”中看到了受热情驱使的沉默的反抗。中国文学依然反映了这个古老民族深重悲哀，只是它以更为成熟的姿态来对待这种别求新声的异域盗火。它在更深的层面下寄托了民族的忧患。它于表面的“无选择”中，体现了更为焦灼的、当然有时也更为洒脱的选择。这种选择听凭创作主体的内心驱使，这种内心驱使依然有着遥远的时代的召唤。几乎没有一位现阶段精力旺盛的作家，会明确地说出自己师承于某一外国作家或奉某一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为自己的楷模。
我们看不到这种明确的表白或回答。我们只看到那些作家的零乱而驳杂的阅读书目，以及带有极大随意性的偶然的描述。有一篇报导说邓刚“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有他手头上正在读的那本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证，他正在研究‘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
又有一篇谈莫言的创作的文章，指出他的《透明的红罗卜》只是孩童感觉的实录以及通过回忆的外化，指出这一艺术效果受一些外国文学的影响，如《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这里引用的都是一些推测性的判断，是一种模糊的描写。但中国作家已经不约而同地醒悟到，要想表达现代生活以及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就必须积极变革自己的艺术。这种变革显然是以寻求与过去迥异的艺术形式为目标。最早开始这种探索的是引起各方震动的“朦胧诗”运动。
一批激进的年青诗人终于选择了具有异端性质的西方模式向着依然是最自信同时又体现为最僵硬的传统模式挑战。这种寻求充满了艰辛。因为它很难被完全感到陌生的欣赏者和批评家所接受，它的不合常规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方式甚至对作家本身都存在困难。但立志要改变以往僵硬模式的中国作家显然已把付出代价的决心付诸实现。
很难对中国当前借鉴和参照世界文学的状况作出准确的描述。它的难以描述是与中国现阶段文学自身的错综复杂及其瞬息万变相联系的。现阶段中国文学已实现了由单一格局至多元格局的转换，且后者业已显示了稳定状态。中国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接受也体现了同样的趋势，即由某一种或某几种现实功效的考虑而为多向寻求的转换。对当前全面展开世界性文学交流的情景作出精确的描写，特别是判断西方文学的何种思潮或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决定性的或主流的影响，显然十分困难。
当前文学创作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无主流的。莫言自言他的《秋千架》得力于日本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有人从高行健的《车站》看到贝克特《等待戈多》的影响。有人撰专文谈论韩少功近作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谭甫成的《高原》或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孩子的形象联想到他们与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的小孩的联系。他们同样是忍受了痛苦和悲哀而追求理解与自由的精灵，这些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的联系与接收影响的关系是明显的。失去主流的文学时代当然也失去了借鉴与引进的主流观象，要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总流向作出判断几乎不可能，一切都是自行其是的，一切又都是“无秩序”的。
但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无事可做。受制约于特定时代的文学流向是存在的。这就是文学急于在批判之中与过去的僵硬模式告别，而在一次内涵与形式的总的更新中，从传统的封闭式思维走出，而以通往和参与现代世界文学为自己的目标。中国文学的现代更新，实际上自“五四”即已开始。即中国决定要改变数千年遗留的古代文学的模式而与现代世界的新文学认同。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挣扎，并没有胜利地跨出这一迷宫。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制约，中国文学实际难以实现它的最初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