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喜雨亭记》这类文字，通常都是一路做到底，直到笔墨酣畅之际，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来一番点题的议论。你要寻根究底，就非跟着作者的笔墨不可。精到的艺术构思如磁石，让你心甘情愿地做铁屑。这篇《喜雨亭记》，偏不走这条熟路。它一开头就掀开谜底让你瞧：
“亭以雨名，志喜也。”
把一般文章结语的部分作了开头，正如前人说的，这些文字“已尽一篇之意”。它一开始就给自己设置了大的障碍。这文章怎么做下去？一个简单明了的开头，暗示整篇文章的独到构思。它一反平常的顺着写的习惯，而从倒写入手，而且施以先分后合、先拆散再重组的特殊文章组合方式。一开始文章便做得巧，实际上是把喜、雨、亭三个字例拆开来按亭、雨、喜的顺序来一个简要的串解。这个串解造出一个大的悬念。这是记亭的文字，并不急于写亭；这是以亭志雨的文字，亦无意先写雨。它挑选了似乎无关紧要的喜字做开了文章：
“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
接着举了三个史实为例：周公得嘉禾，志喜于文；汉武受宝鼎，志喜于年；叔孙获敌俘，志喜于名。这就为喜雨亭命名的合理性提供了充足的例证。但依然把以雨名亭的必要解释埋伏起来。这构成悬念，但不明做，而是以隐约的方式加以体现。这样把亭子的事暂置一旁地荡开去，文思因“开头便做总结”可能带来的枯涩一下子得到了廓清，而且顿时活动起来。几个历史故事刚刚接触，人们的注意力方被他那雄辩的论证所吸引，他却又辍笔回到这篇记事文的原委上来。用的也是平淡的语气和词汇，说自己来扶风这个地方做官，次年“始治官舍”，拟在堂北修建一座亭子等等。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到本题修亭子这件事来。妙的是这里刚刚提出修亭的话题，复又搁下。他开始说雨：始置官舍这一年春天，岐山南部地区下了麦雨，占卜为丰年之兆。但此后经月不雨，民有忧心。三月过后，四月下了两次雨，雨量均不足。四月十四日起连续大雨三日，老百姓这才高兴起来。一般的文章往往只说到高兴，而忽略具体描写高兴的情状，便易流于抽象。作者把通常容易写得抽象之处形容得生动活泼：
“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拚于野。”
拚意为鼓掌，与庆、歌义近，均指欢庆喜乐。三个短句，主语各异，形动词互易，实即指各色官民人等无不因雨而就地欢庆。但文章却避免了单调而充满生气。以上写雨、写喜，合起来便是喜雨。三个字中已有二字分而后合，现在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第三个字将以怎样的方式衔接。苏轼运笔的轻松出人意外。他利用上一段分别描写官吏、商贾、农人欢歌喜雨情状之后总结性的八个字：
“忧者以喜、病者以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而吾亭适成”，便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最后一个字的连缀。把分散的论述自然地完成了奇巧的“焊接”，这是苏轼驾驭文章功力特异之处。亭子初建之时，有异兆；亭子修建中，有焦灼的期待；而当普天共庆喜雨之际，“吾亭适成”。这样，这座亭子的存在和价值，不用明说，便紧紧地与喜、雨二字连在一起而不可分了。以上文字的基本技法，是先把喜、雨、亭三字拆开分写，接着又成功地进行了对这三个拆开的字自然修复的“工程”。一分一合之间，精巧地为全文点了题，但却比那种直接宣言的点题方式效果强烈。一个题目到手，文思滞涩的人往往死做，一条路走到底。苏轼不同。他笔如游龙，调了一个头，便又繁花满径。
“于是举酒于亭上”之后，他把文章由前半的重在实写而改为虚写。前半的喜、雨、亭分而后合，把人的情感、天气环境等因素作了综合，即天时、地理、人情综合构成了《喜雨亭记》一文的情理气氛，由此以下的文字却开辟了另一种氛围、即以理性推理为特点的论辩气氛。文章以“举酒属客”另开新界，荡出了新的波澜。主人的提问和客人的回答，把文章导向了预先设下的目标。问：要是五天不下雨会怎样？答：麦子将会没有收成；复问：要是十天不下雨呢？答：稻子将会没有收成。他通过这种问答推理将文章引向正题：不下雨庄稼无收，会造成灾荒；一旦出现饥馑则必纠纷滋生而狱讼踵起，盗贼的猖獗乃是一种必然，到了那时（又是不引人注意的悄悄的“调头”，回到了亭子的本题，可见文笔的老成）虽然我等想作此等优游宴乐于此亭而不可得。则这一切都是“雨之所赐”是无可怀疑的。作者把我们一步步诱入了他的逻辑推理的“圈套”中：从喜雨之乐回到雨之赐的不可忘，使之名亭，目的正是为了“示不忘”。这一路文字，遥遥地和开头的“志喜”、“示不忘”作了照应。这极好地证明苏轼曲折而且缜密的文思。此文以记叙的文体而充满理性思辨色彩为突出的特点，说理雄辩而透辟，又不给人以枯窘之感。
它以多变的叙述角度让人眼花缭乱，却在紊乱中建立起井然的条理。它的魅力在于顺而不贫，繁而不乱，于虚实分合的变幻中，显示作者超人的艺术功力。《喜雨亭记》着眼点是亭的名字之由来及其寓意。非常驳杂的构思和布局，无非为了这一单纯的目的。但到达这一单纯目的的理想方式却是通过繁乱驳杂，千回百折。疑是无路了，却又满眼花明。当我们读到“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时，以为文章该是终结了。但却又一次出现奇异的转折。文末的“歌”，离开原有的论证路子，从另一个角度巩固“喜雨”这一命题。这一笔完全出人意想，是临近结束的异峰突起--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作者绕了一个大弯子，目光还是盯住喜、雨二字。强调的是下雨的重要性，从而为《喜雨亭记》的命名立论。天上即使下珠下玉，对民众的温饱依然无助。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出现一雨三日的奇迹呢？不是由于太守，也不是由于天子，归功于造物和太空，均属玄虚冥渺。无所寄，无以言，天上地下，遍寻周纳，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吾以名吾亭”。一般的文章写到结尾处，往往呈现出强弩末势，无力再生波澜。苏轼文章却不然，一文到底，业已千般曲折，似尚有无穷才气，偏做翻样文章，总以为该到了平平稳稳地结束的时候了，最后却掀起奇澜。它把前面所进行的十分艰苦的“正名”的功夫全然抛掷，偏把一切的必然当成了偶然。作者很明确地向我们暗示，亭名喜雨，只是一种无可寄托的寄托。这里体现的文气的洒脱自由，充分体现着作者思想人格的洒脱自由。喜雨须志，前已有阐明。但为什么须以喜雨名亭，此理却始终不曾论及。到了末了方才明写：那些怀着对这拯救民生的及时雨的感激之情的人们，人间天上，无可寄托，恰值亭子落成，思及若无此雨则此刻的闲适与欢乐亦将无存。纷繁的文思如百川汇聚，借亭名表达的无非是作为官吏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众忧乐的深深的同情心。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