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武汉的文艺界还是蛮有号召力的。爸爸、妈妈的表弟刘柏罗回忆说：“当时我们学校在汉阳，开会常常到武昌或汉口。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柯仲平、聂绀弩、丽尼、胡风等都是在罗烽家认识的。他《哨岗》刊头们碰上罗家吃饭也不客气就留下一块吃。罗烽挺有号召力，也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连柯仲平也很尊重他。罗烽介绍许多人参加革命活动。我参加地下学联时，领导人吴基盛向人介绍说‘刘柏罗是罗烽的关系’。学联的一些宣传品我常常带到武昌让白朗给我藏起来。纪念九一八时，学联要上街游行，我拿着罗烽的信去找张仃、特伟等帮助画宣传画。我把身上仅有的一块两角钱都买了白布。张仃画的是中国人拿着一个三齿叉子戳在熊的身子上，但长的不是熊头而是日本鬼子的头。那时生活很苦，特伟的住处连床都没有。他是趴在地板上画一条长长的横幅：许多学生戴着枷锁。九一八那天，我们打着横幅、举着宣传画上街游行。白朗听说学生队伍中一个姓刘的东北人被枪打倒送医院，把她急得要命……”
在武汉时期，爸爸与柯仲平过从甚密。因为在青年时读过柯仲平的长诗《风火山》，受过他革命思想的熏陶，所以非常尊敬他。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文艺界在汉口某影院举行纪念会，柯仲平在会场朗诵纪念诗。当时武汉政治情况非常复杂。为了防范不测，散会后爸爸掩护他出会场并陪他渡江回武昌。
没过几天，柯仲平对爸爸说日内将去延安。爸爸乃托他给周扬带口信，要求去延安，并希望尽速给予回音。这是爸爸撤退中，丢掉党的关系后第一次主动找党的情形。
11月12日，妈妈在武昌花堤下街四号他们舅父家的危楼上生儿子傅英。1937年11月，白朗在武昌花堤下街舅舅家的危楼上生下儿子傅英。
月底，师田手从衡阳持徐志（特立）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函，并带一批“华北联大”学生到武汉，拟转赴西安投考“抗大”。师田手约爸爸同行。彼时，爸爸因刊物被禁，又无心情写文章，正处于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个人情绪彷徨苦闷的境遇中，得此消息异常高兴。翌日即携吕荧以及正在湖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就读的表弟刘柏罗同师田手一行前往西安。此时，妈妈产后不及一月。
爸爸带着这批小青年从武昌一个叫徐家棚的小站上火车，因为没有车票，大的火车站不敢上。几乎整个车厢都被他们占满，一路上吹拉弹唱像个战地服务团。在郑州换车时，他们在站台上足足冻了一天一夜。半夜里爸爸冷得无奈，领头在站台上跑步。
到西安先找个小旅店住下，然后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们的是伍云甫和李初犁。几天后，办事处通知“抗大”不收新生。同行的学生有的去了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爸爸提出赴山西参加八路军，但伍云甫说：“八路军总部不一定需要文化人。”他又提出愿去延安，初犁要他填写履历回旅店听电话。大约第三天接电话，要他携带行李速去办事处，初犁交给他致周扬的介绍信。即将开车前，伍云甫又把他叫下车，很简单地说：“你不能去延安了！”爸爸再找初犁询其原委。初犁解释说去延安的汽车是雇租的商车，办事处无力替大家出车钱。爸爸说愿自付车钱。车费需9元多，而他身边仅有5元多。与其商量到达延安后补足，未蒙允诺。于是他无奈地把行李从车上取下来，怅然回旅店。当时作曲家向隅抱着提琴坐在大卡车的前面。这是爸爸失去与党的关系后，第二次主动找党的情形。
延安之行破灭了，但他并不甘心回后方，乃同一批准备投考山西昌蛇山公园。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去临汾。在临汾，住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旋即为少先队“动员剧团”所请，担任该团编导，曾随团到临汾四乡公演多次。与此同时，“民革大学”约他去教书。因为不太了解该校的政治背景，又兼入校学生迟迟不能正式上课，袖管上挂着红布条满街闲逛，学生对该校多有怨言，因此他没有去。又考虑“动员剧团”非长久之计亦非来晋目的，加之临汾发生托派张慕陶事件，政治情况混乱，遂与师田手等商量去刘村八路军总部找李雪峰。可惜，他们到刘村时适逢李雪峰他往。爸爸失望返临汾，于12月底回武汉。这是爸爸失去与党的关系后，第三次主动找党的情形。
随着战事失利，华北地区大部落入敌手。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1937年底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各地的爱国文化人相继汇聚武汉三镇，使抗战文艺出现空前的大发展。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爸爸和妈妈同是“文抗”发起人之一，爸爸还被选为理事。
今天，当我们翻开那些已经泛黄的当年报刊，随处可见关于“文抗”的活动情况。1938年6月25日《抗战文艺》上的消息说：“‘文抗’为了保卫大武汉，定在七七纪念日主办一次大会演《保卫大武汉》，由一群留在武汉的作家集体创作的。参加创作的有老舍、宋之的、适夷、荒煤、蓬子、舒非、舒群、绀弩、葛一虹、以群、王莹、辛汉文、许之乔、罗烽十余人。分四幕，宋之的、荒煤、罗烽、舒群各一幕。将动员全武汉的剧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当年这些“文抗”战士不但写戏、演戏，还组织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
战火日逼武汉，6月底爸爸到码头送家眷上船。妈妈怀抱半岁的儿子傅英，和婆母随着拥挤的人群溯江而上，先去重庆。下船时，妈妈一家的行李被挑夫拐跑，除了随身带的物品只剩下领取行李的竹牌子。幸亏王克道（不是文艺界的朋友）在码头预期接到他们祖孙三人。8月上旬，武汉的战局更加吃紧，留下坚守的“文抗”人员也纷纷撤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部分代表合影，第三排右四为罗烽。退至重庆，爸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一张船票。同船的有陈波儿、梅林和端木蕻良等人，乘船时恰逢农历7月15日民间的鬼节，江面上漂浮着许多河灯。
在武汉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爸爸除了千方百计寻找党，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工作外，于1938年1月出版中篇小说集《莫云与韩尔谟少尉》。3月初开始在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上连载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同时帮助舒群做些《战地》的编辑工作。5月，出版多幕剧《国旗飘扬》。6月，与适夷、锡金、罗荪等创作多幕剧《台儿庄》，继之与宋之的、荒煤、舒群创作多幕剧《总动员》等。
策马扬鞭笔游击
抵渝后，爸爸是“文抗”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负责领导“文抗”总会研究部的工作。（老舍1957年回忆当年重庆“文抗”的组织情况说：“因怕张道藩抢做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常理会务。”）时局的恶化，人们纷纷后撤，重庆的房子又贵又难找。经洪猷表嫂王×卿帮忙爸爸在江津租到一间房子，好歹把家安顿下来。爸爸不经常在家，多数住在重庆临江门横街33号“文抗”会所。未几，大腹便便的萧红由重庆到江津住在妈妈那里待产。两个月后，妈妈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医院。在这家私人小医院里，萧红顺利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张圆圆的和萧军一模一样的脸，但这孩子却是短命的。孩子死后，妈妈的房东说在家坐月子晦气，不同意萧红回来。无奈，妈妈为苦难中的女友多带几件御寒的衣服，送她坐船去北碚。江边上，两个朋友握别时，萧红凄然地说：“莉，祝你永久幸福。”
妈妈说：“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萧红惊问着，接着一声苦笑。
“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船开了，两个女友挥手告别，这一挥手竟成隔世。
1939年2月，爸爸、妈妈的家由江津搬到重庆。“五·四”大轰炸时，爸爸和老舍等正在青年会馆开会。会议当即决定各自想办法躲轰炸。爸爸匆匆带着家眷和叶以群、杨骚、白薇、欧阳山等暂避江南岸，住南温泉第二旅社，在此建立“文抗”新据点。
组织作家到前线实现“文章入伍”的工作，早在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未几便议定了。但是，由于经费以及交通工具难于解决而延误。在“文抗”成立一周年的纪念会上，要求尽快组织作家到战地访问的呼声更高。“五·三”、“五·四”两天日寇连续对战时首都重庆实施了震惊中外的狂轰滥炸。山城瞬间变成火和血的海洋。敌人两天屠杀五千多人，二十万百姓无家可归。这激起每个爱国者火的忿怒、血的澎湃。“到前方去！”“到战地去！”成为作家势不可挡的志向。就在这血的5月，“文抗”终于从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筹得3500元补助款，使作家到战地的夙愿得以实现。
“文抗”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消息传来，爸爸、妈妈异常激动。“到前方去”是他们两年来迫切的期待。可是，把未满一岁半的孩子和一向都未脱离过屏倚的老太太留居那险恶的环境中，无疑是残酷的。明知在敌机疯狂的轰炸下，对于那一老一小的安危将是一种无尽期的牵挂。妈妈说：“到前方去！我也曾几次私自下过决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是怎样也不忍离弃的。”
访问团的组织酝酿了多久，爸爸和妈妈的忧虑便持续了多久。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妈妈还是“用锋利的刀割断这难断的感情”。足足一个多月的筹思和奔走，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出发前两天总算把老人和孩子从市区安顿在重庆南岸铜元局的华裕农场。这里有一位同乡好友的家眷可以帮忙照顾，又蒙“文抗”借一笔钱款留做祖孙二人家用。妈妈挣脱家庭的束缚和孩子的羁绊，与爸爸同赴战场。
访问团的目的，正如他们在告别词中所明言：最重要的是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忍；搜集材料；沟通战地和后方，沟通敌后方和国际作家的联系。人员由在渝的会员组成，“要把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长于写报告文学的和会绘画的，配备起来，以期搜得材料之后，在文艺的各部门都能有所创作。”6月14日，访问团在重庆生生花园饭店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出席并致勉励词，郭沫若还授了三角团旗。老舍在会上发言说：“有组织有计划的访问，这是头一遭，要把头一遭做好，用不着说是必须加倍卖力气的。……说句不甚近情理的话，这头一次简直不许失败！”
6月18日清晨，作家战地访问团离开细雨迷潆的重庆，开始他们为时半年的战地生活。老舍、王平陵、沙雁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访问团由14人组成，团长王礼锡，副团长宋之的。全团下设宣传、采访、编辑、组织、总务五个部，各部负责人分别为以群、罗烽、杨骚、袁勃、陈晓南。团员还有李辉英、白朗、杨朔、葛一虹、方殷、张周和王礼锡的秘书钱新哲。
王礼锡1901年生于江西安福，多年从事文化工作，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抗战爆发后，他在欧洲积极参加国际援华活动。1938年12月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决心“一回来就到反日的最前线去--即敌人的后方，去观察、去受难、去斗争”。周恩来副主席在组团之初向该团几个负责同志推荐并嘱咐：一定要尊重礼锡先生。说他是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赴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此次，他还兼任战地委员会冀、察、绥、晋指导员的任务。
当时打算到战地的作家很多。据说安娥、赵清阁以及王礼锡夫人陆晶清也都报了名，但因种种原因最后只有白朗、张周两位女将踏上征途。
访问团拟定的旅行路线：由重庆经西安、洛阳，回到渑池过黄河，绕晋东南、河北、绥远、察哈尔、晋西北，再从西安转回重庆。出发前也有几个人悄悄商议去延安。六十多年前，访问团一路所经历的艰险有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也有人为因素使然。
出发前，王礼锡先生曾收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寄来的恐吓信，内附三粒子弹。出发后，敌机时常出现在他们的头顶，而他们也时常挺进在日寇枪炮射程之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有时，因为桥断、车坏，他们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荒郊一口气徒步45里；有时，在那险峻、陡而狭的山路上，在凹凸不平、水流湍急的河床中挣扎；不论是善于骑马的罗烽、葛一虹，还是从未骑过马的白朗，几乎人人都有翻身落马的险历。妈妈说：“骑在马背上像喝醉了酒一样，左右摇摆，恐怖的心始终在紧缩着。”
访问团出发适逢雨季，走在阴雨绵绵的中条山中，没有雨具，他们常常“自头发到鞋子，每一个地方都拧得出水来”。从灵宝到洛阳虽然有特别快车，但“为了节省50几元的经费，终于狼狈地爬上了满载甘草和棉花的货车……太阳一起来，毒得可怕！我们坐在有铁皮盖的车里，身体像烤炉里的面包，一会儿比一会儿灼热起来”。
夜晚，他们有时要“宿一鸡毛小店中，只有一间房，那房子除了顶棚之外仅有三面肮脏的土壁，另一面完全敞开着，既没有窗，更没有门。床多半是用门板临时搭成的，那臊臭的空气，几乎使人不敢呼吸”。有时“就在那阴湿而黑暗的窑洞的湿地上，铺上稻草腾云驾雾地睡一夜”，而在蝎子、臭虫、蚊子的攻击下又彻夜难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