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要是平心静气地加以考察，也不难从这些巨大的变异中，既可以感受到社会政治对于文学的急切要求，也可以了解到文学对于政治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被动）的承诺。但是，我们也从社会和文学的这种非常紧密的配合中，以及从文学为政治作出的牺牲中，通过今昔对比，觉察到我们如今的匮缺。现时的文学的确是挣脱了外加羁束的自主的文学，但文学的外界约束解除之后，在世俗的追逐中，却普遍地失去了自律性。文学变得对于社会而言更像是可有可无的事物了。文学在一些文学家那里，越来越像是一种自说自话，不管窗外门边有怎样的事件发生，大多数的文学几乎不问不闻。要是说，文学曾经因为太近切地“为社会”而失去了自己，那么，如今则是文学在失去与社会关联的“为自己”中、大面积地失去了受众。
当文学在读者中变得是“存在等于不存在”的时候，这对于文学的打击，同样是致命的。当前的文学因大幅度地迎合世俗而变得普泛化了。被消解了意义和失去了价值感的文学，除了对自己怀有兴趣以外，对自己以外的一切都很冷漠。当文学不再关怀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和处境时，事情显然正在起变化。在这个时候，要是反问一句，既然文学不再关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关怀文学？这也许是一句并非多余的提问。
文学营造“欢乐王国”
中国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欢乐的、朝气蓬勃的气氛。这是一个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必然也给文学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许多作品都记载着这个时代欢快的、乐观的心境和情绪。这是一个弃旧迎新的年代，人们满怀喜悦地投身于劳动和工作。他们毫不犹豫地告别了过去，每一天都创造着新的开始。他们就是创世的一代人。这个时代的文学普遍地表达了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的早春情调。这种心境凝聚在作品中成为基调，甚至本身就是作品的内容。一个时代的文学集合起来看，构成了代表那个时代的整体风格。
50年代以来，由于倡导文学一体化的结果，作家都自觉地致力于消弭个人风格在作品中的体现，包括作品表述上的个人化追求、作家叙述风格的独特性、作家偏爱的作品基调甚至遣词用句方面的独异性等，均被视为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艺术实践。在这种总趋势下，多数作家是自愿地，有的作家则是非自愿地放弃了自己毕生追求的创作的个人风格，而向着被指定的“集体主义”的、代表社会整体的、标准化的风格靠近。
社会的巨变使作家真切地感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我们已把黑暗留在了身后，而前面则是磅礴而出的日出的万丈霞光。与此同时，一体化社会-政治-文学的要求也通过种种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步步进逼，这一切主客观的条件有效地构筑着文学在新时代的一致性风格特征。显然，随着个人和流派艺术特征的弱化以至消失，实际上正在形成一个时代一种风格的局面。这个时代是充满希望的，因而文学也应该是乐观欢快的。悲观、忧愁都是灰色的，也都是不合时宜的。许多政治和文学的批评都指责低沉的调子，指责作品缺乏“亮色”，其源盖出于“风格一律”的主张。
文学的生命从来都羁系于个别性，文学赖以存在和得以流传的依据是作家的个人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既体现在内容的涵容量与表现生活的深刻性上，也表现在艺术表现力的强烈和作家的艺术个性上。成功的作家往往致力于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异于他人的独立风格。因而，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繁荣的理想境界则往往是：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作家独立地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尽管这很难做到，但却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中国当代文学在长期间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是在追求文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上、在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即时性上，要求文学有一种公共的、统一的风格，这就是被我称为“早春情调”的欢乐风格。我们在本应是多色调的、多情绪的、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创造了一个不可靠、同时也是不真实的虚幻的“欢乐王国”。说是虚幻，因为它只是社会生活的表面的、甚至是人为制作出来的现象。事实上，在当时这一乐观主义的外表掩盖下，生活的全部复杂性都存在着，“欢乐”并没有把生活变得单纯起来。生活中有欢乐，但不是没有痛苦，作为人们日常的生活，自古而今、天荒地老的喜怒哀乐、烦恼、苦痛以及忧患全都在，一样也没有少。一切并没有因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宣告消失。是人们的“意志”把生活“纯化”了。于是，保留在我们的文学中，只剩下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最后是一种“风格”。
从社会现实来看，尽管50年代初期战争的硝烟正在逐渐散去，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内开始了全面的建设，的确有一种和平景象。但随着生活的展开，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在光明背后的全部阴影，正在悄悄地生长。当时批评界流行的一句对于生活的另面、另种的表现的指责：“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其实，生活就是那样的。而且，甚至比那样表现的还要严峻和可憎。50年代中期，许多有良知的作者，已经望见或预感了生活中正在酝酿着不幸和悲剧。当日有人提出“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以及提出文学的职能在于“干预生活”等，就是一种觉醒和使命感的催促。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因为社会政治要求于文学的，是要它作为工具无条件地礼赞和肯定前者所展开的业绩，而且为此规定了描写的调子和底色。
其实，这样一种文学现实不仅不符合当日的社会实际，也不符合公众生活各异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状态。即就文学与生活的最通常的关系来看，要文学在传达时代精神特征时采取统一的“欢乐”基调和氛围，也是违背文学创作的一般特性的。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流传过一个着名的论点，这论点是说文学描写欢乐最难，而文学在表现苦难方面往往得心应手。唐元和三年（808）韩愈在洛阳为诗集《荆潭唱和集》作序，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我们从50年代开始的文学努力，整个地与这个论点相违。我们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时代的文学做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欢乐颂，而要在文学中驱逐哪怕是一丝云翳的哀愁，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两个世纪末：三次文学“改道”
以上所述，大体是中国文学进入50年代后的若干重要现象，这些正负面的经验已经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这是半个世纪文学留给我们的纪念。随着70年代末政治动乱的结束，文学也开始缓慢地调整。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论是什么样的文学潮流的涌动，它的每一次运行，都是一次把文学带出那非正常的阴云笼罩的运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一次伟大的宣告。它宣告：一个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学秩序由逐渐的松动而终于解体。被严格控制的文学于是开始了自由的运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文学的革新运动可以溯源到19世纪末，那时的一批先驱者把中国命运的改变羁系于文学的改变。社会的危急情势迫使他们把文学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在他们的理念中，文学改良或文体革命与富国强民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紧密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从19、20世纪之交到20、21世纪之交的近百年间中国文学激烈而多变的涌动。纵观这一百年的文学进程，重大的潮流的“改道”，总的算来约有三次。1919年那次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是第一次，是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改天换地的巨变。20世纪40年代初确定，并在1949年以后予以全面推进的工农兵方向的文学是第二次。文学的第二次“改道”，其特征是以文学的一体化秩序代替“五四”新文学业已形成的多样化的格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为标志，包括实行商品经济以来的“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期为第三次。
关于“后新时期”这一文学潮流，有必要用多一些的笔墨加以描述。这一阶段的文学，改变并基本消解了自左翼文学兴起以来不断影响，并不断强化着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坚固的统制。尽管原先制约文学发展的因袭力量继续存在，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向度选择的良好局面，但无可置疑的是，文学也正大幅度地被置放在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之下。世俗的欣赏趣味的扩张、广告和传媒的炒作、市场的诱惑……使得写作者和出版家都乐于使自己从这种新的秩序中得到好处。以往听命于意识形态驱遣的、失去自由的作家，如今在经济和商品的支配下，同样地失去了自由。也许，那些特别坚定的人是一个例外。
这一次潮流的改道，同样带给中国文学以巨大的震撼。尽管它改变了中国文学单一的流向，使文学的发展渐趋于正常，但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对“五四”传统的“修复”；对于40-50年代开始的一体化文学而言，它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在于对这一文学异化的“解构”。这同样是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文学从过去的作为庞大的和整体的“机器”中“脱出”，而变成了（其实是恢复到）一个又一个的“零件”--在现今，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零件”。
统一的机器于是解体。文学写作不再是“集体”或受命于“集体”的行为，文学写作也不再代表群体和他人，极而言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淡化。文学写作和文学表现的个人化的现象，于是就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学风景。私人写作、私密性、极端的个人体验以及只有写作者自身才能了解的最隐秘的心理和情绪等，成了文学极为重要的题材，甚至成了文学的基本内容。
这同样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年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受到质疑，意义被消解，审美功能被忽视，主潮不再存在，而且，人们也不再崇拜、甚至否认有所谓权威。他们听从的只是自己的召唤。“畅销书”、“排行榜”、“首发式”、“研讨会”、“签名售书”……都在有力地激发着人们的欲望和热情，都在把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异的境界。这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最后一个时段的重要景观。要是用一种不准确的比喻，说这是一个“皇纲解纽”的年代，对比以往曾经有过的文学禁锢的史实，却也未必含有贬义。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拥有此等自由的人，理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权利。现在的情势却是相反，人们似乎缺乏自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患了健忘症，他们很容易地忘记过去，而以轻率的态度对待他们业已获得的一切。
中国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行程，给人们留下了欲说还休的纪念。它仿佛是行进在榛莽与泥泞途中，一路艰难地走来，把泪水、血水以及更多的汗水洒在那绵长而悠远的路上。有许多的狂热与悲慨，也有许多的悔恨与醒悟，苦难曾如头顶挥之不去的阴云，而突破层云之后的灿烂阳光，更让人感到了生活毕竟还是美好的。
如今，我们反顾来路，透过那迷漫的尘烟，在发现有许多失落的同时，竟然发现也有许多的获得。是的，我们曾经贫瘠过，然而，我们更是富有。把中国几代作家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的内心经验集合起来，便是一座雄伟而悲烈的精神博物馆。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不及我们“幸运”。在历史的滴血处我们获得，我们的内心有很多这样的冰川刻痕，很多人本身就是深埋地底的活化石。我们有很多记忆，而记忆是一种无价的财富。人当然不应生活在记忆中，而应当往前走。但是作家不同，作家天生地要肩负历史的重载和承受时代的重压。
作家也有微笑的时候，人们从作家的微笑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即使作家在微笑，我们也能在他们的笑容中看到深刻和沉重。这是作家与普通人差异之处。普通人可以没有历史感，而作家不能没有。只要不是有意地忘却，每个中国作家都自然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之重。把这种“重”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中国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谢冕
1998年11月7日初稿于北京
1998年11月8日-11月20日修改于重庆-福州
1999年1月1日再改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原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