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望百年文学
时光走了百年，而那一切似乎未曾过去。苦难使中国人对逝去的20世纪寄托了特殊而近于眷恋的情怀。这一百年的经历使中国精神富足，尽管它的物质是那么贫困；漫漫无边的封建暗夜是此时结束的，随之开始了旨在社会现代化的争取；当然，也还有应当而未曾的结束，以及为应当而未曾的实现付出的代价。但如下的事实却是确定的，即以19世纪的结束和20世纪的开始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了有别于以往数千年的令人感奋的新阶段。
百年文学记载了这个阶段的曲折艰辛。这种记载是审美的而非过程的。中国人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百年梦想的确立、追求、幻灭及其有限的实现，都在这一阶段文学中得到鲜明生动的展示。文学成为纪念。我们将从中捡拾到和辨识出前人在奋斗抗争的风雪途中留下的血迹和泪痕。
这是饱含忧患而又不断寻求的文学。传统的和古典的道德文章的理想，使文学不仅忧国忧民，而且立志于匡时济世，这些先天的因素赋予文学以入世精神。文学于是充当了启蒙者标示并预期着时代的目标，它近于幻梦般地设计着将来的憧憬，并为实现此种憧憬而以创造的激情驰骋于荆棘途中。但中国历史的积重，以及多灾多难的现实，使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受阻或落空。这就是百年中国文学中感伤基调的成因。
这阶段的文学负重胜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特殊时代给予文学的激愤多于闲适，悲苦甚于欢愉，嬉游和消遣从来没有成为或从来不被承认为文学的主潮。中国文学家的写作活动总与道义的期许、使命的承诺攸关。即使有人在文学中表现了颓唐、避隐或游戏的态度（这往往是极罕见的或例外的），也多半是由于争取和投入的受挫。近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文人极少放弃追寻而自甘沉沦。
自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算起，当日的仁人志士或公车上书，或血洒街衢，悲歌慷慨之声不绝于耳，大抵总为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国运隆昌这一梦想的实现。1911年以后，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同时，爆发了惊世骇俗的文学革命。新文化的倡导，白话新文学的实践，不论是旨在启迪民智，还是旨在传导民情，这种运载手段的改革，其目的也总在于使文学更为切近民众，更为切近现代社会。
为此，整整一个世纪，文学诅咒灭亡，歌扬新生；批判沉靡的子夜，寄望磅礴的日出。作家和诗人自觉地充当了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助产士，他们涌现在激流中，吟哦在雷电里，不论是始于呐喊，还是终于彷徨，总留给了世人那份焦灼，那份悲情。
即使始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偏离，以至随后愈演愈烈的非文学的逼迫与吞噬，我们也不难从那种急功近利的设计和倡导中，寻觅到向着某种社会目标推进的急切动机。在此种情态下，中国文学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这一百年文学不乏大师和巨匠，他们的业绩凝聚在传达中国人的世纪情怀、形象地展现追求百年梦想的精神历程上。从甲午海战、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绵延至今，20世纪的中国上空风烟凄迷而少见晴好，严峻时势的世间万象，大至家国兴废，小及儿女悲欢，文学均为后世留下了真实的世纪图景。
但若从中国悠长的历史俯观此刻，这文学较之以往显然有所缺失。秦汉浑重，魏晋风流，唐宋潇洒，明清舒展，所有优长似均为古人而设，而历史独独把这份悲苦和忧患留给了近代中国。这期间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跨出黑暗王国的门槛，而一线光明却游移于浓重的层云之间。
这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重要年代。中国作家以敏感的心灵触及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内容：飘移不定的风，使人难以判定方向；面对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诅咒那肮脏和丑恶的浓重；中国有一个或几个认出了历史书上“吃人”二字的，那只是有异于众生的“狂人”；中国的凤凰需自焚以获新生……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至现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国式的悲凉。
一百年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对中国文学而言，最勇敢也最坚定的跨出，是从文言到白话的革命。这要归功于“五四”那一代先驱者的伟大的试验精神。把白话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向着现代文明的接近，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以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美文，这不仅存在着习惯的适应，而且也有待于实绩的证明，其艰难则数倍于前。白话新诗尝试的成功，巩固了整个新文学的战绩。新文学于是成为承继中国数千年文学传统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成为传达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人理性和情感的有力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文化禁锢和文化专制的废墟上重新站立，以其自由奔放、异象纷呈的姿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它所开创的基业及其体现的精神，无疑导引了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它彪炳于未来文学的，将是自由的和审美的两大法则的确立。但须切记：文学听从于个性和心灵绝不意味着对公众的冷漠；文学重新返回自身的家园，也绝不意味着对社会、历史的忘却。
20世纪中国民众及其文学所拥有的苦难，将是该世纪对于中国作家的隆重馈赠。它无疑是21世纪文学繁盛富足的精神保证。文学理应面向现实，但文学也不应失去记忆。那种既不面向现实而又失去记忆的文学，是文学的失重。而失重的文学终究将被遗忘。作家的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对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困顿，可能是一种近于残忍的嗜好。当代作家若是从他们前辈那里获得激愤悲慨的遗传，不应受到嘲谑。
始于19世纪末，绵延以至20世纪的文学期待，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几代作家立志于用文学疗救民族心灵痼疾，拯救准则丧失的奋斗理应得到成绩。中国文学寄望于中国作家的，是他们把握并形象地展示在这黄土地上、在这特定时空下中国人的苦痛和欢愉、希望和追求，梦想的失落和获得。惟其如此，我们庶几可谓无愧于这灾难的世纪。
二、秩序的重构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在台湾、香港或是澳门，更不用说在大陆，都把那个地区现代文学的发端溯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这种超越时间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了那场文学革命的恒久魅力。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这样的认同感，基于中国20世纪以来的艰难时势造成的事实，即先是由于国势衰弱导致的国土割裂，后是由于政治地图的划分而延续了的那种事实。时间的阻隔造成了民族的悲剧，也造成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的遗憾。
长久的隔膜使误解成为常态，而理解和共识则成了奢侈。曾有一份台湾刊物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阿Q正传》，并以实地采访的方式访问了各界人士是否知道鲁迅其人。受采访的大多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但不少人回答说“不知道”，也有说“听说过有这个人”的。至于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台湾和香港文化事业的少知或无知，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长久的敌意和拒绝往来造成了沟通的断绝，因为互不理解当然也谈不上研究对方。都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各个学术门类的研究却都是破碎的和割裂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大陆和台湾、香港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各自描述自身，于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展现全景。以现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而言，大都未能把其他各方纳入研究视野。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都只是“半部”而不是“全部”。
近年来人员和资料的有限沟通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也许文学最能拨动久经对峙渴望温馨与重聚的心情，它成为了民族统一的先行。当文学以情感的方式在台湾海峡架起桥梁，我们眼前便浮现出一种新的构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解之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提供“大中国”的概念和学术视野。当然最令我们关注的是涉及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一种全景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批评的整合，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
当我们在长久的隔离之后了解对方，顿时发现那造成民族遗憾的一切却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动人的一幕：历来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因时空的间隔而在各自的地域中养成了不同的性格。这种一个文化传统中的互异性提供了互补的可能。如下的现象令我们极受鼓舞：当我们发现由于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局限而造成自身的缺憾时，我们过去所不知的对方恰好消弭了这个缺憾。我们的构想因受到上述现象的启悟而诞生：在大中国的视野内对文化和文学研究加以整合的结果，将弥补各自的不足，呈现出来的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完整和丰富。
以新诗为例，大陆的新诗因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一种单一的规范。“五四”初期形成的多种诗艺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那部分诗歌现象基本断流。这使新诗在这个广大地域内形成某种匮缺。但若是换上一种视角，我们的遗憾便会在整体的中国文化观念中得到补偿。当我们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现象作全景的考察，便发现当大陆现代诗“断流”的时候，在台湾却是地表上的激涌。台湾50年代兴起的以纪弦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恰好成了中国诗运并不匮乏的说明。
我们从这种“大中国”的文化整合中得到好处，远不止于上述那种弥补性的充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间隔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于间隔的省思，使我们获得极大的精神营养。90年代大陆某些论者基于维护自身的观念，以台湾现代派的“回归传统”（假定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为例，认为在彼地彼时尚且“行不通”的东西，而另一处的人反而趋之若鹜，是未曾接受教训之故。事情若从另一种角度审察，便可得出另一种判断。这正是由于台湾诗界在一个时期内面向西方和现代主义诗歌，他们从中得到了异质的经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并有效地建立了开放的中国诗歌观念。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个阶段的“向外看”，也就不会有今天台湾诗歌的成熟。这恰好为大陆的诗歌的缺陷提供了正面的而非负面的经验。
要是从这样的点滴经验出发进行清理与积累，事实将提供给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及理论批评以诸多的精神财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全面的、整体的脉络的疏理，从中总结出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荣衰、消长、优劣、得失的鉴别，我们便能清理时间、观念形态，以及心理情趣所造成的偏见，从而达成共识。
民族的分割造成的灾难历史已有证实，但从一定侧面上看，拉开距离之后，一些历史事实由于时过境迁，也易于排除当时的情感因素，采取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因而也可能是更为全面的判断。例如对“新月派”以及梁实秋的文学主张的看法，对胡适以及陈西滢等的批判的看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当年沉重的话题自然会变得更为淡漠超脱。这种改变无疑会给文学的批评建设带来好处。
中国文化的深厚浑重在大陆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大陆丰富的文化积存、雄厚的人力、开阔的视野，以及随着社会演变而剧烈震荡的历史事实提供的启示，无疑将给另一些地区的研究以助益。革命改变了甚至使之消失了的诸多现象，在另外的环境中，人们将发现可贵的存留。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环境生长着不同观念，这种歧异拥有的积极意义远较消极意义要多。二者的整合将使整整几代人受益匪浅，它至少会给那种自认为权威的定于一尊的思维定式以质疑。一种宽宏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思维将从这种整合中逐步确定。
近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生机，也带来困惑。它无疑启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心智，并给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现代的精神。它导引中国文化走出古典主义的桎梏而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几乎从严复和林琴南那一代人开始，我们就没有处理好东西学冲撞所带来的矛盾。香港自沦为殖民地之后成为重要的国际城市，世界性的商务、文化交流使它在长时期保持了中西文化共处的事实。在那个地区，与世界诸种文化的交往和关联，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不再具有像内地那样“大惊小怪”的轰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文化建设中的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处理的经验，将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展开新局面。
在文学艺术的很多领域，例如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在近年来的交流，使交流的各方都得到好处。台湾校园歌曲在大陆的流传，对大陆音乐走向民众的通俗化产生了好影响。而近几十年大陆的文学作品以及大批辞书辞典在台湾、香港的出版，对增加该地区的文化建设的厚重感也大有好处。大陆作家如阿城等在台、港一带知名度很高，他们已为文学的“大中国建设”做出贡献。作家、艺术家之间的来往有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他们是艺术使者，他们的功绩在于，文化艺术技艺在相互交流中彼此丰富。
先于政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会给中国整体的文化建设以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在这种整合中建立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新秩序。那种按政治阶段或是以行政观念加以分割的学术史、艺术史将成为过时之作。人们将在历史给予的机缘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心态，以更为超脱的、宽容的，同时也更开放的姿态，改造长期形成的褊狭，并重构我们的学术秩序。
三、从文学中国到中国文学
我们的期待是久远的。历史终于为我们提供机会，于是严密的壁垒有了松动。海峡的这一边和海峡的那一边，透过那松动的缝隙开始对望。这种对望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神秘的，又是充满疑惧的。阻隔毕竟过于长久。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被分开的中国人当日怎样以幼稚的形式进行沟通，便知道新时期以来两岸文学交往有了多么长足的进步。
记得当年大陆某权威出版社先后出过若干台湾文学选本。选家的谨慎几乎可与人们进入雷区的小心翼翼相比拟。那时入选篇目大抵不出思乡和阴暗生活的揭露两类。一本台湾诗选，竟然找不到余光中、洛夫、纪弦、郑愁予、罗门、杨牧的名字！造成这一状态的，除了长期隔离造成的生疏和偏见，还有严重的心理负担造成的惊恐。至于海峡的那一边，人们对对岸的隔膜完全不比他们的大陆同胞逊色。台湾地区曾把20世纪30年代文学完全摒弃，人们甚至不知道鲁迅。1988年12月出版的《联合文学》第50期，用了将近一半篇幅郑重推出《阿Q正传》及其评论，这举动便很能说明问题。据该期的《街头访问阿Q》专栏报道，记者在繁华的台北街头调查了30人，只有5人表示曾看过《阿Q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