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期间，我曾三次去看他。两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西安。第一次看他的，我将洛川县委书记张智林送给我的、自己舍不得抽的一条红塔山带给他。妻子说医生肯定不让他抽烟的。我说，只要他是路遥，只要还活着，他就一定要抽烟。果然，他欣喜地接过我的烟，开始抽起来。路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作家的悲剧，我愿意用所有的获得来换回它（指身体），他要我一定要珍惜身体，最好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他接着问起我的孩子的情况，他说他该上二年级了吧。他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他爱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说这话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我坐在床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说不要这样，传染。但是我一直固执地抓着，直到离开。看到在床上蜷成一团，瘦得不成人形的他，加上这间充满压抑感的小屋，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我终于没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我说。第二次，是我陪王巨才去看他的。第三次，是在西安，我从北京回来，专门在西安逗留了几天，请远村领路看他。结果没能见到他，医生让留个条子。我在条子上说：路遥兄，所有的朋友都祝你好，你是个坚强的人，你一定会迈过这个门槛的。我将为你祈祷。
事隔几天，我去省作协开会。前去探望，仍然没能见到他。晚上，听到见到他的作协领导说，路遥状况很好，每天能吃四两饭了，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后来，观胜又来了，说路遥曾谈到我，说“建群是个好人”！这是路遥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了。谢谢你，亲爱的朋友。我是在15号离开的，路经黄陵，在那里讲课，我欣喜地对朋友们说，路遥好多了，他终于跨过这个门槛了。谁知，不料第三天头上，他竟撒手长去。
1992年3月，我葬埋父亲，路经西安时，曾经见到过他。他的小了一圈的蜡黄的脸，他的像灰烬一样贴在头上的头发，很使我吃惊。我问他是不是有病？他摇了摇头说是创作期完了后正在恢复。行色匆匆，我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他，就离去了。这几年，我们接触少了，我一直认为，他大约是头戴荆冠，怀抱鲜花，身边拥有一大群崇拜者，在西安生活得很惬意，直到看了一些悼念文章，才知道他那几年的境况那么狼狈，可怜。那么，他为什么掩饰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像十年前那个寒冷的秋天那样，握着我的手，说一声我很苦，我需要帮助，请你再为我长歌一曲呢？如今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如果我能自始至终地守在他的身边，也许他不会那么悲惨和凄凉地死去的。然而，现在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接近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曾经就小说的大体轮廓，与我有过几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说这种长谈很有好处，可以帮助自己完善作品和人物。记得，那时候，他还将小说的总标题定为《走向大世界》，将三部的标题分别定为《黄土》、《黑金》、《大世界》。他后来是怎样灵感突来，选定《平凡的世界》这个既有覆盖性，又有深刻内涵的雍容大度的名称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将这些写出来，也许会给文学提供一点史料吧。后来，我又陪同他到黄陵店头煤矿，到矿井里去采访了几天，收集素材，以求达到准确的描绘。
路遥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小说家，我想我的这个估价应当说是公正的。路遥作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形象，将不断地刺激这块黄土地上新生一代的梦想，我想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陕北，这块焦土，北斗七星耀照下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各种因素，使这里成为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原因之一，是物质的贫困滋生了人们精神上的丰富想象，一个乞丐的梦最富有，一个小学生在读了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后，光着脚丫跑到黄河边，等待着这样的金鱼出现；一个中学生饿着肚子站在夜空底下，想象着那颗运行的星上载着加加林少校。这种想象力，是苦难给予陕北人的补偿。我曾经陪一位地委书记下乡，当招待所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时，他释然说，我是要饭出身，这样的伙食，我还有什么弹嫌的！光为了他这句话，我一直从那时肃然起敬到今天。原因之二，我认为这是民族交融的缘故，即是就路遥而论，他的身上明显的有少数民族的特征。我曾经望着他耳朵眼里的一撮毛，说他一定有匈奴的血缘我的另一位朋友，杰出的散文家刘成章，就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匈奴的血统。马克思说过，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陕北人性格中那种鲜明的优点和缺点，也许只有用这种民族交融的原因才能解释请楚。第三种原因，我想说是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追溯到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甚至一直远溯到民族蛮荒时期的半人半神人物公孙轩辕。
我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试图对这种人类类型心理进行分析。小说曾经有一个题记，看过病危的路遥后，我对命运的这种不公正勃然大怒，换了另外一句话用作题记，以志我对命运的蔑视和对死亡的抗议。这句话是：“让我像白天鹅歌尽而亡！”我节省下来的这原来的题记，我将它献出来，写到这里。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在一切金子般闪闪发光的优点之外，路遥有一个最大的不足，这就是欲望太多。他不明白该放松时要坚决地放松；他不明白人生只能干成一件事情；他不明白不要同时去追两个兔子这个道理，结果，兔子没追到，自己倒先病倒了。这样，使他很难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相处。我想，苦难的童年带给他许多优良品质之外，这也是带给他的缺点。陕北是一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土地，这带给了这群人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和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激情。同时，它让我们少了点中庸之道。大得而小失，如此而已。
我的尊敬的朋友路遥，活着的时候，有一天，他对着这世界说谁能够评论我呢！”我说：“有一天，让我评论吧！”他说：“也许，你能够评论的！”那么，现在，我怀着无限的爱心和兄弟之情，怀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用我的形式评论你和总结你，你能够接受吗？我为什么不在你活着的时候为你说这些话呢？不管你当时高兴不高兴！我此刻想。
让我们哭泣吧。如果不会哭泣，那么因为路遥之死，让我们学习哭泣，以使用哭泣作为武器来应付这个苍凉世界。乌讷木诺说我们必须学会哭泣。也许，这是人类最高的智慧。”我们的哭泣当然主要是为了死者，但是，也许一半原因是为了尚且混迹于尘世，被种种琐碎的人生俗务所纠缠的我们。我们将在哭泣中暂时忘却了痛苦，继续行走。至于我来说，我希望这篇短文完成以后，我的手捉起笔来不再颤抖。
“先走为神”，这句话是我从街头那些晒太阳的老汉那里逮来的，这句饱含深意大智大慧的话令我惊讶不已。陕北人那种知生死的达观态度，通过这句话用平静的口吻说出来了。这句话令我的哀痛减弱了许多。那么，这样说，先走的路遥是幸福的，让我们节哀并请所有为路遥之死而痛苦的朋友们节哀。
路遥兄，你的灵魂愿意栖身在这块黄土高原的哪一个山头呢？请唢呐吹奏起来吧，请引魂幡高张起来吧，且让我们扶你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