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在河西走廊的名城张掖，我买了一大把黑颜色的圆珠笔。在新疆鄯善县的连木沁镇，我买了三个小学生用的生字本。连木沁是兰新线上的一个小镇，我们的汽车即是从此处穿越鲁克沁镇，翻越库鲁克塔格山，进入罗布泊古湖盆的。这条道路就是被斯文赫定称为“凶险的鲁克沁小道”的那条道路。
连木沁那一夜，我们是在新疆地质一大队的招待所里住的。中亚细亚的月光，十分白，十分亮，沙枣树在白光中闪闪烁烁，远处的卡厅里传来维吾尔姑娘的歌声。我趴在招待所的一张简陋的白木桌子上，摊开生字本，拧开笔，写下《罗布泊大涅盘》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接下来的几节，我是在路途上写的。
最后一片绿洲是迪坎儿乡。在路旁的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吃完一碗新疆拉条子后，拉水车到村子里去拉水，耽搁了半个小时，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趴在饭桌上写下一节。这里离艾丁湖不远，是中国大陆海拔最低的地方。饭桌上落满了苍蝇。
在库鲁克塔格山那个小客栈里，晚上吃过饭以后，地质队员和电视台的人在喝酒，一直喝到夜半更深。我则在屋里记下了两节。写完后已是凌晨一点半，出门解手，但见四周黑黝黝的，一颗星，其大如斗，在东南方向闪烁着。
下来的几节，是在迷路时写下的。汽车向正南方向走，走了一阵后，见了一座乳白色的小山。这座小山地质队上一年来时，没有见过，因此他们断定迷了路。在这荒凉的地方寻找道路（所谓道路，其实只是去年地质队碾下的车辙），用的办法是以迷路这一点为圆心，向外绕一个一个的大圆圈，直到找到路为止。这办法笨是有些笨，但是很可靠。
迷路耽搁了两个小时，我在这两个小时写了两节。我是趴在装满辎重的大卡车的车头上写的。车头被太阳烤得烫手，油墨落到记事本上以后，立即就化开了。站得时间有点长了，两腿发软，于是我把半个屁股，担在车的保险杠上。
文章中大部分的章节，我是在罗布泊营盘里写的。
到达营盘的第二天早上，我发觉我们的辎重车上竟然有一张桌子。这是地质队带来的饭桌。于是我宣布，这张桌子除吃饭归大家以外，其余的时间归我用来写作。这时，地质队正在搭帐篷，架电台，电视台正在架起机子拍摄，于是我趴在桌子上写起来。
我在这张桌子上仅仅只写了两节，就被打搅了。原因是这张桌子大家要用它打麻将，而我禁不住诱惑，一屁股坐在桌前，没有挪窝。
接下来的写作，我是趴在搁在野外的一张钢丝床上写的。桌子被占了，我在雅丹四周转来转去，寻找可以铺开本子的地方。结果找到一张地质队员们闲置的钢丝床。于是我把钢丝床打开，又拖来一捆捆着的帆布，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坐。
开始时我穿着厚厚的棉袄，后来写作途中，我无意识地一件一件地脱，直到吃中午饭时，脱得只剩下来一个三角裤头。罗布泊的太阳无遮无拦地照耀着，我的脸红得像要滴血，温度这时候已经超过摄氏五十度。
钢丝床和帆布原来是带路的青海人王工的。他回来以后，我又得寻找写作的地方了。最后我钻在自己的帐篷里，钻在被窝里写作。十平方米的帐篷里住了八个人，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唯一供你活动的空间是你的床上。
我坐在床上，把被子放在腿上，把记事本放在被子上，这样写。
写得很愁苦，心里汪得难受，于是乎在写作的途中，我常常停下来，走出帐篷，登上雅丹，面对罗布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其中关于青海格尔木人的那两章，是我在罗布泊湖心，钻机旁青海人的帐篷里写的，仍然是垫着被子写。本来可以写得长一些，因为突然发生了井喷，屋外吵成一团，我赶去看，结果衣服上多添了一些岩浆，记事本上少了一段文字。
尾声则是我在逃离罗布泊之后，乘火车返回西安，在火车的茶几上写的。
这就是《罗布泊大涅盘》的全部写作过程。回到西安的家里以后，我又采访了几个到过罗布泊的人，查阅了有关资料，继续撰写了罗布泊尚待破译的几十个谜，写了最后的两个罗布泊人热合曼和牙生的故事，不过它们不是在《罗布泊大涅盘》这篇大文章里，而是收入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穿越极地》这本书中了。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之际，北京来了几位中国作协的同志，拿着摄影机，要我为开馆说几句吉利的话。我说了，并且把那三本巴掌大的记事本从抽斗翻出来，很郑重地交给了他们。
